唐山大地震、06年内蒙古蝗灾、超强台风“桑美”救灾事列3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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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震摧毁的是一个陈旧的唐山,是一个布局不合理的城市:铁路分割市区,道路狭窄、弯曲,无法拓宽;工厂和居住区混杂,污染严重;城市地下压煤,不利开采。在建筑上,旧唐山少有楼房,以大杂院为主,在抗震性能上几乎是不设防的,这也是大地震造成如此惨重伤亡的最主要原因。事实上,一些采取了抗震设计的建筑经受住了地震的冲击,比如唐山启新水泥厂的办公楼,其设计者谢宗辅曾在地震频仍的日本留学,所以注重了建筑的抗震性能。该办公楼只在地震中受到了一些破坏,震后经修复后至今仍在使用。
  重建唐山的讨论一开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原有的城市放弃,异地进行建设;一种是立足于原有城市,原地进行建设。前一种主张主要考虑了这样几个因素:避开市区底下的活动断裂带,减少地震的威胁;解放出市区地下的数亿吨压煤;节省原地重建所需的清理废墟的费用。后一种则认为,原地重建可以保留唐山作为一个重工业城市的产业体系以及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特色;减少搬迁征地费用,节约土地资源;有利于城市原有基础设施的利用。此外,原地重建还能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即唐山真正地重新屹立起来了,这种感觉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代是很有号召力的。
  这两项意见的分歧很快以后者占上风而告终。来自国家建委和全国各地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在震后3个多月就编制出《唐山市恢复建设总体规划》,1977年5月14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后来,有关部门又组织专家学者于1978年3月和1979年9月对该规划两度进行修订。在时间上,当时提出的目标是“一年准备初步开展,三年大干,一年扫尾,到1982年全部建成”,但重建的过程要比预计的漫长,正式的重建从1979年下半年正式开始,历时7年多,到1986年底才基本完成。
  按照这个时期的重建规划,震中所在的路南区由于破坏严重和地下大量压煤,将把原有的工厂和居民全部搬迁出来,将采煤塌陷区改为绿化风景区,只保留部分有代表性的地震遗迹;市区则在路北区的基础上建设;在丰润县城附近建设新区,将原来位于路南区的大部分工厂迁过去,并建立若干新工厂。在调整城市区划的同时,重建规划还包括搬迁大多数原来在市区内有污染的企业。
  这些良好的计划后来多数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在重建开始后对原有规划的数次调整。“文革”结束后,中央针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造、整顿、提高”的方针,唐山的重建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也做了改变。1982年1月的《唐山市恢复建设贯彻收缩方针的调整方案》确定了重建的基本原则:控制中心区、缩小新区、利用路南区。原计划从路南区迁出的企业由92个减少到9个,并且规划了13个住宅小区。
  今年已经83岁的白玉生,当时在唐山市建委下属的设计处(现在的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身)工作,震后调入重建指挥部参与城市规划,像他这样的唐山本地的工作人员只能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提供些服务性的工作,在决策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在他的回忆中,重建计划改动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领导来一次就调整一次,领导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呗”。
  唐山重建的10年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从动乱到稳定、从封闭到开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唐山重建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重建后的唐山建筑形式单调,多数建筑标准过低,一些房屋不久之后就不得不再次花费人力物力进行改造,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发挥。
  “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大地震过后,唐山人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唐山人在废墟中捡起整砖、木材等,加上外地支援的油毡等建筑材料,盖起了一座座简易住房,整个唐山进入了“简易城市”阶段,一直持续到震后10年,简易房才彻底退出视线。
  当时唐山有一个顺口溜,“登上凤凰山,放眼望唐山,遍地简易房,砖头压油毡”。这种临时搭建的房屋只能勉强遮风避雨,夏天太阳一晒屋里热得跟蒸笼一般,冬天则冷得像冰窟。恢复建设的最紧要任务就是让数百万在简易房里生活的人尽快搬进永久住房。
  为了制定住宅建设方案,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对征集上来的28个住宅小区规划方案和86个住宅设计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筛选出4个小区规划方案和25个住宅设计方案。后来做过唐山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现在已经退休的韩自治还清楚记得,恢复建设后的第一个住宅区“河北一号小区”的建筑方案是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在凤凰山第一招待所主持开会确定的,“可以说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
  以河北一号小区为代表的住宅,每户建筑面积均在40多平方米,户型设计分别为一室一厅、二室一厅和三室一厅,以适应不同结构的家庭。
  韩自治说,像他这样亲身经历了大地震的恐怖的建筑工作者,对房屋的设计、抗震性能有自己的想法。起初他们只是被指派配合外地来的专家做一些资料提供性的工作,但他们不甘于只做服务性的工作,经过争取,他们在重建10年间先后承担了十来个小区的设计任务。他们设计的住宅,面积全部在52平方米以上,所以很受欢迎。
  出于防震的考虑,重建时的建筑原则上不超过6层,路南区以二三层楼房和平房为主。在抗震性能上按照8度设防,只有部分重要的建筑物按照9度设防。“8度”是个地震烈度的概念,唐山大地震烈度最大的地区达到了12度,但设防标准太高的话,建筑成本将使国家负担不起,重建抗震的基本原则是“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坏”。建筑设计对结构很注意,要求横墙纵墙对正贯通,以增强抗震性。这种设计在平面上规整,施工也容易,但对后来房间结构调整留下了不便。
  若干套住宅建筑方案反复使用的结果是,重建后的唐山在建筑风格上高度雷同,被人称为一排排的火柴盒,甚至有人戏言小孩放学后找不到家。对于这样的批评,韩自治不以为然,他认为要从当时的环境出发,让唐山人从简易的抗震棚里尽快搬出来是当时的第一要务,速度是最重要的,所以建筑风格不可能五花八门。
  并非没有人在建筑外观上求新。来自建设部的一位老专家曾设计了一个圆桶形的方案,房间形状为扇形,从抗震性能上讲,这种结构是好的。可是当时人们的观念对这种外观的房子没办法接受,于是便放弃了。
  短暂的自豪
  回顾那段经过的时候,韩自治和白玉生不约而同地提到同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即关于主干道宽度的争论。新华道、建设路、北新道等道路的规划宽度为50米,当时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因为觉得太宽了。但是到了现在,50米的新华道已经让人觉得窄了。“当时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发展得这么快啊,”白玉生老人说,“小区里的道路设计也窄了,当时没有现代交通意识。”
  指出唐山城市重建的不足之处,完全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得出的结论。1986年底初步完成恢复建设的唐山,以当时的城建标准来看,给人的是耳目一新的感觉,用白玉生的话说,“像个城市的样子,在全国来看也绝不落后”。
  重建的成果曾经带给唐山人骄傲。《唐山劳动日报》副刊部主任潘石说,1986年唐山重建基本完成后,他曾经陪同北京来采访的同行在唐山跑了几天,那时北京来的人对唐山的新面貌也是感到惊讶和羡慕的,“连街边的树都是新种的”。传统的大杂院在唐山看不到了,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楼房让唐山在全国的城市中鹤立鸡群。新的住宅小区铺设了煤气管道、采用集中供暖,一座以煤为主要支柱的城市,煤作为燃料居然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那种感觉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豪混杂着对灾难本身的痛苦回忆,五味杂陈。
  1986年作为唐山恢复重建基本完成的一个节点,也是整个国家迎来第一个改革开放高潮的时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他城市的建设步伐提速,而唐山城市建设的速度慢了下来,相对地,唐山渐渐地又落后了。河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苏幼坡说,唐山重建的遗憾是没能把国外城市规划的思想引进来,指导思想不够解放,作为一个城市,唐山在1986年时看是不错的,但到了2006年就落后了。别的城市在按现代化的思路发展,如果老房子太多,可以拆了再建,但唐山的房子正处于“年轻时候”,不可能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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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5-07
唐山大地震
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昌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60岁的团长蒙热。“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不,不行!”李宝昌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李宝昌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昌的手里 ,又指指李宝昌被鲜血染红的赤裸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昌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两辆汽车从宾馆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机场。像任何汽车在7月28日那天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它们在路上被成群的伤员截住了。司机面前是老人、孩子、重伤员……无数双求救的眼睛。“这是外宾,”司机嘴发涩,心发颤,“这里有受重伤的外宾。让我走吧。……”这就是我们善良而真挚的中国人民。
当他们听到“外宾”两个字时,那一片呼救声、叫骂声立时止息了。中华民族历来把礼仪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世世代代继承了这种民族的风格。他们默默地退让开去。尽管那些被木棍支撑着的伤腿能挪动的每一步都痛得钻心,那些躺在板车内的被推开去的伤员的每一声呻吟都揪着亲人的心,他们还是让开了道路。这几十名外国人在机场同样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饥饿的7月28日,他们得到了空军警卫连给他们送来的一人一小杯宝贵极了的米汤和一个又厚又硬的油饼。最后,他们穿着空军战士捐献的绿军装、蓝裤子和“老头布鞋”登上飞机。那一刻,他们哭了。他们拉着中国朋友沾血迹的手,一遍遍地问:“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开滦矿工不知怎么样?”“还有他们,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这些外宾还没有忘记那些可爱的中国儿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还在向我充满感情地谈起这些外宾一样。

06年内蒙古蝗灾
记者在草原上见到了用来灭蝗的8台拖拉机,据灭蝗队的队长介绍,8台拖拉机连轴干,10天最多只能消灭20万亩的蝗虫。而整个苏尼特右旗发生蝗灾面积1375万亩,重灾区面积280万亩,要单靠这8台拖拉机承担如此繁重的灭蝗任务,只能用杯水车薪这个词来形容。
而最快的方式,就是利用飞机空中撒药灭蝗。一架农用飞机一小时的飞行费用是2400元,一个小时飞机可以喷洒一万亩的草场,那么280万亩的重灾区就需要六十多万元。苏尼特右旗副旗长王哈斯对记者说:“旗里、盟里都无力支付如此高额的灭蝗费用,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仅仅对160万亩的受灾草场撒了药,而剩下的1215万亩受灾草场只能任其发展。

超强台风“桑美”
当晚,市120急救中心所有医护工作者24小时坚守岗位,“120”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急救车不停歇地出入医院大门,接诊求救伤病员。随着水位上涨,暴风雨中的120急救车几次熄火。尽管情况十分危险,但医护人员依然不顾个人安危,争分夺秒地迎着暴雨寻找遇难者,尽可能地把每个求救病人接到医院。当晚120急救中心救治了200多位在台风中受伤的病人,其中有三位是临产孕妇,一位孕妇家住麻坑里,为二胎产妇,即将临盆,当时120急救车驶出院大门时,院门口的大树倒压路面,一米多高的积水淹没车道,车身受狂风猛击在风雨中摇晃,险情环生,车内的医护人员却牵挂着这电话一求两命,大家互相鼓劲,一定要小心行驶,把产妇安全接到医院。

120当晚接诊的多是被玻璃砸伤的、被门夹伤的、骨折的外伤病员,其中一个小时内就收了47位伤员。120急救中心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急救工作,门诊及住院手术室病人不断,急救中心医生办公室、护士站、医生值班室、护士值班室全成了临时的清创手术台,市医院李桂心院长、林琛副院长、敖日影助理及外科医生及时赶来忙着给伤者清创,当晚调动全院的清创包仍不够用,联系了中医院请求增援,伤员不断增多,投入急救工作的医护人员滴水未进,连续作战,克服饥饿与疲倦,抢救和陪护伤病员。台风中的伤病员大多没有家属陪伴,没有办法缴纳住院费用,医护人员自觉当起伤员的守护神。
第2个回答  2009-05-02
唐山大地震后的7月30日,中共唐山市委副书记、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人张乾把唐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中年女干部王庆珍召到指挥部的防震棚里,交给她一项特殊的任务:把唐山地震孤儿全部寻找到,安置好。并一再叮嘱:“这些孩子,一个也不能饿死!”当日,市知青办就将此项任务落实到了每一位具体分管的同志。这些同志跑遍了唐山市的大街小巷,一个个将分散在各处的失去双亲的孩子聚拢起来……据统计,全市地震造成的孤儿有4204名,这些孩子最小的6个月,最大的16岁。为了把这些孩子安置抚养好,在震后很短的时间里,就由企事业单位、街道和乡镇办起育红院71所。河北省还在石家庄、邢台办了两所育红学校,接收孤儿756名。另有一部分孤儿分散在亲戚家中抚养,由归口单位或民政部门负责各项费用。唐山地、市、县各级党政领导和民政、教育部门负责人,对这些孩子的抚养和成长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