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词的婉约与豪放的特点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一）题材内容不同
婉约词在题材内容方面，以儿女情长、欢爱离别为第一主题，不太涉及民生大计，而是歌咏那些在居于正统地位的“诗”中不宜歌唱的主题。豪放派词作题材广阔。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词一出现，就以“艳情”为宗旨，这就确立了诗庄词媚、诗雅词俗的分野。这一分工，给了士大夫一个发泄情欲的途径，尤其天然的合理性和反封建性，因此，题材主题上多以描写男欢女爱、儿女情长、生离死别、感时伤世为主，是都市繁华、艳月歌舞等市井文化的产物，娱乐色彩比较浓厚。自词之诞生，直至
柳永发挥至极致，“词为艳科”的俗的属性就这样
天坛合理地存在着、发展着。但如果任其从俗媚俗地发展下去，势必为士大夫等正统文化的代表们所不满，甚至会毁掉这一新兴的诗歌体裁。而就在此时，
苏轼“以诗为词”,标举“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也”的倡导，并非要抹煞次的特殊审美趣味，他指示要用诗之雅来改造词之俗，提倡词的品格，使之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因此出现了后来的豪放词，词的风格日趋变雅，并且多以军情国事等题材为主，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
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这便是婉约词与豪放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不同。
（二）艺术表达方式不同。
婉约词表达上侧重含蓄婉约，并不像豪放词那样直抒胸臆，这主要是与其题材内容有关。婉约词适宜合于音乐，演唱男女情爱的内容，婉转柔美，轻歌曼舞，这样才能更好的把它的艺术美展示出来。试想，在酒宴樽前，灯红酒绿之下，依红偎翠之时，如果真请关西大汉来高歌政治风云，大谈治国安邦之道，岂不大煞风景！这一切都恰恰是所谓遣宾娱兴的需要。而豪放词表达起来喜欢直抒胸臆，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对于“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豪放词来说，其深邃的思想，高雅的情趣，引人深思的哲理，“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艺术风格，足以使人倾倒，故无暇无须作太多的辞藻修饰。这两种表达方式，无所谓孰是孰非，都是为其主题而服务的，各有各的长处。试想，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去表达儿女情长，或用婉约含蓄的方式去抒发壮志豪情，那势必会大大消减它们的艺术性，令人读起来十分别扭。
（三）意境味道不同。
婉约词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主题的消遣娱乐性质注定了婉约词要和音律结合起来，和着节拍唱和，因此比较柔美，甚至奢华。内容上强调对风花雪月，离别伤感，故国情怀的表达，使得婉约词必须敏感细致，崇尚艺术的美的境界，这样才有它的存在价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种闲情逸致的小资情调，是一种柔和的美，读起来很美妙，回味起来更美，经得起推敲。豪放词给人的感觉就是大气磅礴，有气势，像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它不像婉约词那样重视音律的谐婉，豪放词不拘守音律，内容比较充实。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
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綖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
《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
欧阳修、柳永、
秦观、周邦彦、
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
《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弇州山人词评》就以
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
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