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说法，封建社会即分封制，在中国盛行分封制的时期是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之前的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周武王灭商以后，周天子分封天下，那时诸侯小国林立，一个面积几平方公里的小国，其统治者被周天子分封为君主，以“国”自居，这个时期的曾经社会形态被奇怪地称为“奴隶社会”。到东周时期，诸侯小国逐步被兼并成诸侯大国，直到战国末期，秦国并吞六国，建立起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以后的中国社会就不叫做封建社会了，因为在当时大一统的中国，已经废除了封土建国的分封制，没有王侯可以受封而自行建国，自立为君主是不被允许的，所谓的皇帝只有能有一个，因此，自秦始皇开始至辛亥革命的这段中国历史时期，应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社会。而同时期的欧洲经历的中世纪却是真正意义的封建社会，那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小小的君主受到分封后各自为政，建立属于自己的城邦，如同中国的周朝，是一个真正封土地而后建国的封建社会。也可以说，中国在农业社会时期的社会形态发展是领先于欧洲社会形态的发展的，中国的“宗法专制社会”比同时期的欧洲的“封建社会”更加进步，而且两种社会形态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但是，就像一个早熟的婴孩，中国在政治上过早地发展进入中央集权制度，而经济上远远落后，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国两千年的发展，使中国的前进自秦以后就走进了“死胡同”。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宗法专制社会”被我们称为“封建社会”，而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却被我们称为“奴隶社会”呢？这是因为一些人对中国历史有曲解，并以讹传讹。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与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都使用了同一个名词，使人混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
许多西方及中国大陆史家并不认为中国有过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分封制度），或者认为中国封建制仅限于周朝甚至西周时期（请参见分封制）。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原本，马克思本人曾声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仅适用于西欧，不适用其他国家文明社会，但其后的列宁、斯大林等人将这一史学的适用性推向全世界），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封建社会时期，如欧洲从9世纪到大约15世纪，都算是封建社会时期。而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也历经很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社会中除了强调土地划分拥有权之外，通常也有上对下，很明显的阶级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生产资料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故而能够形成“地主（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
关于封建的含义人们争论很多。
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
马克思用做研究对象的西欧封建制度，是指王权集中以前的领主各自为政的状态。显然，这种状态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当王权集中后，在经济上则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固有的封建含义类似，即分封建国。秦朝以后基本就不是主流了，尽管汉初明初有过反复。
西欧的王权集中后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中国皇权集中的结果却是扼杀资本主义因素。可见，西欧封建制度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因为关税等原因），而在中国，封建制的确阻碍了经济，但皇权制却是有意扼杀经济的发展。原因在于，西方的王权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后才逐渐加强，使得王权成了社会的公敌；而东方中国的君权在奴隶制度经济还在瓦解中就已经迈出了加强的步伐，这样就抑制了先进经济方式的萌生。近代以后，资产阶级政治在产生之初，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巩固统治，因而集中皇权成了历史趋向；至于中国，就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