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经济

如题所述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井田制的瓦解 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生产工具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扁鹊,原姓秦,名越人,战国时齐国渤海郡莫州(今河北任丘)人,一说为山东长清人。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国医学的先河。
扁鹊青年时曾替贵族管理客馆,因而结识了名医长桑君,向他学习,被人认为是起死回生的神医,其后开始往各国行医。
他首先在虢国行医,正巧遇上虢国国君的太子猝死。他认为太子只不过是患了热气病,知道太子是仍然活着。他救了虢国太子,自此他起死回生的医术就不胫而走。
他后来到了蔡国,遇上了蔡桓公,蔡桓公认为扁鹊的赫赫有名只不过纯粹是神化夸张,于是对于他十分傲慢无礼。扁鹊一见到蔡桓公,就对他说他有一个小病,只要立刻服药就可以治好,蔡桓公认为他只不过在吓唬他,故此没有理会。当扁鹊第二次建议要为他治病时,蔡桓公也置之不理。当第三次扁鹊见到蔡桓公时,蔡桓公发觉自己的身体果然像扁鹊所说一样,病徵散发出面,极为严重,他这才向扁鹊请教,可是扁鹊说由于蔡桓公对于他的劝告置之不理,现已经没能救了。过了不久,蔡桓公果然死了。有了讳疾忌医的成语。
后来扁鹊到了秦国,由于太医令李醯妒忌扁鹊的医术,于是设计害死了扁鹊。
相传《难经》为扁鹊所著。 晏婴(?-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孔丘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
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侯。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吕不韦(?-前235年),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丞相,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吕不韦在赵国经商时,偶然结识秦国交给赵国的王室人质异人(秦始皇之父,后改名子楚,即秦庄襄王),认为奇货可居,决定帮助异人连络秦国王室,接返秦国。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薨,太子安国君正式即位,是为秦孝文王;三日后猝死,异人登基,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为相国。三年后秦庄襄王病卒,十三岁的太子政继位,即后来秦始皇,吕不韦被尊称为仲父。秦始皇发现母亲与吕不韦有奸情,将吕不韦革职发配,后吕不韦饮鸩自杀。吕不韦任秦国丞相时期,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其门客有三千人。即《吕览》。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生卒年尚有争论,约生于前353年~前335年,逝于前283年~前269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屈原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因当年为屈原逝世2230周年,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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