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包含三省一市，实际上一体化不一定要从这么大空间来讲，可以从区域内部进行规划，若干个都市圈里的一体化就是长三角一体化，所以更加需要在长三角内部推动都市圈规划。
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也是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推动，中国大部分地方没有形成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长三角是例外。一个都市圈的创新生态、产业体系、产业链和营商环境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奔走于1小时通勤圈的广大从业者，他们是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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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坚持主流价值引领，筑牢精神支柱，建设精神家园，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丰富和充实群众的精神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人文基础和精神支撑。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现实淬炼，形成了江南文化勤勉、机敏、敦行、坚韧、崇文、重商、开放、进取、精致、雅逸等文化基因和开放求新、明达致远、精进图强的区域精神。
江南的优秀文化基因和区域精神，必将会以其人文光辉照亮江南地区继续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对江南地区在新时代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起到激发精神动力、引领发展方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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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块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从此承载起非同寻常的国家使命。
2019年1月，上海市市长应勇在《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积极推动并认真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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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由三省一市联合组建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挂牌成立，《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随之发布。
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长三角一体化真正按下了“快进键”。这块经济总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约占全国三分之一，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资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开放热土，迎来了国家政策的高度聚焦。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更高起点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作出的重大而深远的战略考量。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跑出了加速度。
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规划纲要》的目标非常明确，正是要“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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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不仅仅是划定示范区，实现地理意义上的整合，更是合作机制上的协调，是制度建设层面的探索。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一体化”和“高质量”是其中两个关键。高质量一体化，意味着它绝不是“一样化”，而是尊重差异、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上的通力合作。这在《规划纲要》中体现得十分鲜明。
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龙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担子不轻，如此才能“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苏浙皖各有所长，因此要“强化分工合作、错位发展，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水平和效率”。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抓紧合作对接，推深做实长三角一体化——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评论员观察：长三角一体化，关键在高质量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在第一届进博会开幕式上，XDD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前长江三角洲规划的会员城市迄今已至三十四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已经走过了地区的布局合作与要素合作阶段，正向纵深推进。目前，由于行政区划壁垒、建设与发展基础差异等多种原因，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还面临诸多问题。
1 长江三角洲市场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民营企业行业准人的行政壁垒多。由于产权性质的差异与经营上的高风险性，相比国企，民企不得不面对更残酷的市场壁垒，主要是许可证制度与无差异性限制。尽管国家制定了相关政策有效降低了市场准人门槛，但由于部分行业存在限制性政策文件，不少行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仍隔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甚至“没门”。
二是统一的市场标准化体系有待完善。碍于行政壁垒与市场一体化的矛盾，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区政策环境不均衡，地区间共享协同机制不健全，统一的市场标准化体系仍不健全。上海市政协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超半数的企业认为数据信息共享程度低、标准不统一是影响商品要素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由流动的主要原因。
三是改革举措基层落实难度相对较大。当下各种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在进一步拓宽市场准人门槛的同时，也应注意到部分市场领域原本由政府主导，当改革的推行不符合其自身利益时，较难寄希望于地方主管部门。
2 长江三角洲基础设施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缺乏协同。首先，地区高速公路联网运营、跨省统筹严重不足。虽然现有科技水平完全可以解决跨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问题，但是长江三角洲省际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仍然存在。其次，各省交通基础设施规划、配置缺乏协同。受行政界线影响，上海“1+7”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滞后，上海地铁或轻轨线路大都“足不出沪”，弱化了上海辐射周边城市的力度与同城化效应。跨域交通基础设施配置与进度不均衡，比如，保障沪苏通都市群一体化、推动江苏沿海地区跨越建设与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南北跨江通道较少，拥堵严重。
二是长江三角洲港航基础设施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缺乏地区协同。首先，该地区散杂货码头泊位产能充足，而代表着港口现代化水平的集装箱泊位却严重短缺。目前，长江三角洲真正具备多种运输方式衔接、集疏运体系完善及港口辐射能力强的综合港口枢纽还不多。上海港、宁波—舟山港集装箱泊位利用率分别高达126%、165%，远超国际上75%-85%的最优区间。高泊位利用率带来的集装箱压港以及船期延误率提高、物流成本上升，严重削弱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力。
其次，上海港、宁波一舟山港集装箱箱源主要来自于本省(市)与邻近省(市)，因而公路运输成为了主要的集疏运方式，从而导致较严重的交通拥堵。最后，虽然长江口深水航道贯通后极大舒缓了长江口“卡脖子”困境，但是目前长江口深水航道也出现了航运过载、航运风险骤增的困境，迫切需要建设分流通道。
三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缺乏协同。地区信息一体化建设与发展的长效协同机制缺失、统筹协调建设与发展能力不够，严重阻碍长江三角洲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平台建设，致使地区重大信息基础设施规划、联合开发与应用的滞后。沪宁等地大力推行“一卡通”，整合社保、交通、医保与小额支付等便民服务功能，但地区层面的信息互通却是举步维艰。目前各省各港都建有港航信息平台，但由于建设缺乏联动、融合，致使信息全面、数据完整的长江三角洲港航大数据平台仍没有建成。
3 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形势依然严峻。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单位国土面积资源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长期处于严重超载状态。当前，生态土地不断遭到严重的蚕食侵占，大规模围垦造成湿地萎缩、重要生物栖息地受到破坏，湖泊富营养化趋势明显，水体黑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二是生态安全风险凸显。长江三角洲目前建成80多个化工园区或集中区，分布在沿江与沿海地区，地区性、布局性环境风险突出。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市直接或间接饮用长江水，城市供水取水口与排污口交错，干流航运危险品泄漏导致水源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饮用水安全风险仍将长期存在。
三是生态环境的联合防治任重道远。地区环境联合防控覆盖面还较窄，推动力度还远远不够，尚未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局，特别是环太湖、淀山湖、沿长江等共有水域的跨界污染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相信，随着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对区域科学发展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夯实，经济建设能力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合作意愿不断得以强化，就能不断克服区域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建立去行政壁垒、统一市场标准、破解管理瓶颈，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并不断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缓解结构性矛盾，健全环境生态系统，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体化，全面超越珠三角并不是什么难事！
长三角地区占有中国16%的人口不到4%的土地面积，却贡献了中国20%以上的GDP总量[1] ，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7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拟定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已正式审议通过并印发，长三角将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曾在2016年国务院就批复并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6省市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圈范围，而在最新的规划纲要中，三省一市所有城市都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范围。长三角一体化经过多年发展推进，其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已经从1.0版本上升到2.0版本的阶段，2.0版本要求突破行政壁垒，在新型城市合作中带来新的发展增量，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的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比肩美国大西洋沿海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和英伦城市群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要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趋势，一定要看长三角的历史。初期，长三角发展是以外向型产业为发展动力，通过上海发挥对外合作、对内辐射单核枢纽作用，成为带动长三角发展的引擎。受上海辐射带动，苏州和宁波优先通过“三来一补”形成产业的原始积累，而当时杭州、南京、合肥等区域，在产业和城市发展上与上海的互动还比较低。长三角初步形成以上海为核心，进一步向内陆辐射的产业发展格局。可是，长三角面临着城市等级差异分明、产业层次较低、外贸依存度较高、产业要素流动受限等挑战。
今天，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其中2019年万亿元GDP城市达到六个，占中国17个万亿元GDP城市的35%，包括上海（38,155亿元人民币）、苏州（19,236亿元人民币）、杭州（15,373亿元人民币）、南京（14,030亿元人民币）、宁波（11,985亿元人民币）和无锡（11,852亿元人民币）。[2] 县级城市如昆山2019年GDP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甚至超过部分内陆省份。[3]
如今长三角区域顺利完成产业迭代，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已经向长江中上游及长三角周边区域转移，如苏州的笔记本代工企业已经转移至内陆城市重庆；以苏锡常为代表的核心区域现今重点发展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如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以杭州为代表重点形成互联网产业；南京正积极打造包括绿色智能汽车、电子信息为主的“4+4+1”产业。
可是，现今长三角发展也面临两个显著的问题，一是产业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主导产业和争夺方向大体相同，包括电子、石化、汽车、装备制造等基础产业，同时各方争夺新兴产业资源，如多个城市都提出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而城市内部也在争抢优质产业资源，如集成电路企业倾向落户临近机场的某区，但是由于区域之间的争夺最终落户在远离机场且跨江的另一个行政区，导致企业人员每天通勤时间成本大幅上升，而且包括物流成本在内企业各项成本也有所上升，极大的浪费了政府资源。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长三角区域虽然通过产业迭代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但是“卡脖子”现象仍然存在，对标珠三角区域，其已经形成部分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如大疆、华为等，但是长三角企业多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低端环节，原生性研发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薄弱。
“十四五”时期，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放眼国际，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横行，中美关系走向战略僵持阶段，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和遏制将呈现长期化、常态化发展，未来经济全球化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结构变化，倒逼中国产业价值链核心环节升级，提升关键产业基础能力和开拓新市场。中国将继续以开放为导向，以“一带一路”为战略重心，通过密集的开放政策，塑造更加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而且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消费群体，高技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引进来”不可阻挡，将与本土产业融合催生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产业迭代融合加速，“十四五”时期将是以5G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突破期和应用期，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智能物联技术和生态能源技术等带来的系列产业变革将对产业生态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带来弯道超车机遇。
纵观国内，“十四五”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增大，预期中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在保持投资稳定基础上坚持“房住不炒”不动摇，同时中国将以精准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内需市场和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科技创新仍然是破解当前局面的核心，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以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人口形势将发生巨大变化，年轻劳动力将大幅减少，新型城镇化思路发生转变，大量中小城市将逐渐消亡，代之以城市群区域集约配置人口，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着眼未来，长三角应以开放和创新为区域发展的新动力，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制，优化资源配置，围绕五大核心城市群构建多层次开放创新合作传递体系。
上海应进一步深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创新，打造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平台，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创新标准、规则、制度的制定，为中国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协同和价值链融合，提供科技服务、商业咨询、金融、物流、国际法律仲裁等全方位专业服务, 在过程中不断探索机制体制创新，同时按照国家部署积极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挥上海在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方面的优势和其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建设成为原创新科技成果的发源地，充分释放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整个区域科创新能力，如通过区域性引导基金的设立，培育高校、科研机构，实现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和引领性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长三角五大城市群则应依托自身优势，强化国际产业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集群高地，例如杭州都市圈建设世界级“互联网+”科技创新高地；苏锡常都市圈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创新中心；南京都市圈打造创新名城和产业创新高地；合肥都市圈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等。每个都市圈通过核心城市在更高层面建立协调机制，向上游核心技术和下游现代服务业两端延伸，形成一批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高能级产业集群，构建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至于长三角周边中小城市，应围绕长三角核心产业集群建设一批高端产业集群配套，形成门类更加齐全、产业更加高端、综合技术能力最强、跨区域构建的完整产业链条，通过完备的产业集群建设，有效降低创新成本，打造创新——制造闭环良性产业生态圈。
以上内容原载自安永“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趋势与机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