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诗说，是师说。
师说的论证结构：
《师说》全文由四个部分组成，按照“正面阐述——反面批判——举例论证——倡导良风”的顺序，一路写来，井然有序。
文章开篇明确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是
韩愈针对当时“耻学于师”的歪风，从正面立论的。在韩愈看来，求知必从师，为掌握知识，通晓道理，就要虚心求教，因此韩愈指明了教师的职责和作用，在于“传道、受业、解惑”。接着从反面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原因：“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人，遇到了“惑”，自身又无力解决，若不从师求教，这个“惑”始终是不能“解”的，这样怎能获得知识呢？因此，作者认为不论年长年幼、地位高低贵贱，只要在“闻道”方面懂得多，能帮助人“解惑”，就应拜之为师，韩愈这种“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主张，不仅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而且有力地抨击了士大夫们“耻学于师”的歪风。
文章第二部分，作者以“嗟乎”愤慨当时“师道”久不传的原因，以论证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此，韩愈列举事实，运首先，以“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与“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学于师”进行对比。韩愈明确指出，由于对于“从师”有着不同的态度，就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是故圣益圣，愚益愚。”韩愈的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圣人之所以为圣”就在于“从师而问焉”，善学，知识就广博，就有“解惑”的能力；“愚人之所以为愚”就在于“耻学于师”。
其次，以“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与“于其身也，则耻师焉”进行对比。韩愈认为，这种人的作法，是“惑也”，以至于造成“小学而大遗”的恶果。小学指的是“读之不知，或师焉”，为了孩子学得知识，就苦于择师而教之；“大遗”指的是“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为自己“闻道”却“耻于学师”。面对当时社会上的这种“从师”的反常现象，不能不使韩愈发出强烈而沉重的慨叹：“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第三，以“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进行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自己不愿从师求教，反而对善于从师学习的巫医乐师百工等人“笑之”，进行讽刺打击。士大夫们的理由是“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其实，这正是韩愈对“耻学于师”者的斥责，也指出了“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根本原因。
韩愈运用三个对比论证，层层深入地抨击了当时不重师道的社会风气，进一步论证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文章第三部分，继续从正面论证能者为师的道理。韩愈以
孔子的言行，说明只有从师学习，才能使人懂道理，通业务，并得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著名见解，强调了从师重道应持的正确态度。
文章末段交代写作的意图：以李蟠为楷模，倡导从师的良风。这一段实为点睛之笔，将前三部分阐述的许多道理汇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