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汉语拼音的近代史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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