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刘氏皇室腐朽形现，官宦豪族日趋没落。颓废的社会经济，已无力支撑东汉王朝欲坠的宫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衣食难继，哀怨于途。趁黄巾起义余声，郡豪乡党，振臂而呼，啸聚山林；地方官吏，各怀异图，乘机揭竿而起，拥兵自重。大军阀董卓废少帝刘辩、立门童刘协、自任相国干政的窥鼎野心，犯天下之怒。由是关东群雄顿戈而起，引发了中国封建史上的第二次军事大割据。东汉朝廷这条破船在争鼎割据的狂涛浊浪中飘摇。激烈的夺权斗争，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也严重破坏了儒家建立的“大一统”纲常，极大地冲击了东汉社会成员文化心理结构前沿的道德屏藩，这对于忠于汉室以维护纲常为己任的关羽来说，是难以接受却又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关羽自幼喜读《春秋》，且能谙熟上口，自然深受儒家正统道德的熏陶，以忠事主、以义友朋、以礼立身、以勇建功的观念，支配并贯穿于他卓然于世的生平实践 汉灵帝光和二年 (公元179年)，解梁里中恶少不义杀人，关羽抱打不平，愤然杀之。正是这次除恶扬善的义举，促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于涿郡遇刘备、张飞，三人相知相敬，恩如兄弟，定交桃园，义结生死。金兰之盟，流誉于后。曹操围攻下邳，遣名将张辽劝关羽降曹。关羽为全刘备家室而与曹操相约三事，为此，关公斩颜良，解“白马之围”，义报“ 东君”厚遇。陈寿评论道：“关羽报效曹公……有国士之风。” ①及关羽离别曹营追随刘备，深为曹操感佩，故壮其德曰：“事君不忘本，义士也。”②时人谓“关羽与备，义为君臣”，③说明他们的君臣关系是以“友朋”为前提、以“兄弟”为纽带、以“忠君”为结果的道德规范行为。东晋史官裴松之赞道：“关羽勇而有义。” ④可见，三国时期关羽之“义”，已被认定为具有道德意义的高尚操守。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舍生而取义，可也。”圣人之“义”是儒家学说核心“仁”的道德成分，它旨在强化社会成员的是非感和正义感，而关羽之“义”则把儒家教义转化为具象的行为实践，这种实践又直接影响和推动着道德教义的传播，形成良性的社会教化。正是这种道德学说与行为实践的结合，才奠定了关公独具魅力的人格基调。 除却关公可参天地之义，还有他“刮骨眉不皱、疗毒笑谈中”的大丈夫气概，以及万人无敌的神勇和对先主刘备的耿耿精忠。关公集“忠义仁勇”于一身，是有史实根据的。 关羽“刮骨疗毒”之事并非小说家的虚构或粉饰，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官之书，这与关羽“五谷遭围而不惧，沦于敌手而不屈，慷慨赴难而不苟”的凛然正气是一致的。 关羽从先主刘备于河北起兵，南征北战：讨董卓于中原，战吕布于虎牢，援公孙瓒于界桥，救孔融于许昌，拯陶谦于彭城，计杀徐州刺史车胄，斩颜良于白马阵前，夺五关，毙六将，攻樊城，淹七军，生擒于禁，决杀庞德，致使荆楚震憾，京师骚然，曹操欲挟献帝迁都以避关羽之锐。故曹操谋士程昱曰：“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诗人杨戏曾作《关张赞》：“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 中国煌煌大观的二十五史及种类繁多的野史稗乘中，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不可胜数，但“三教并尊”，天、神、人合一，且身后庙祀无垠的历史人物只有关羽，正所谓“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释称佛，儒称圣，道称天尊。” 在封建时代，“忠君”是“礼”的外在表现，而“礼”是“仁”的道德外境，是制度规范。关公的忠义实践不仅高扬了儒家学说的道德观念，也强调了它的社会价值，淳化了它的社会功能。关公神勇名震当代，也流誉于后。后世“以勇立功，以功扬名”的观念即源于对关公神勇的阐释。北魏孝文帝不仅倡关公忠义，还用关公以勇建功的精神鼓励部下。后世推崇关公忠义的实例不胜枚举。 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礼就是制度规范。动荡的社会，混乱的观念，需要“礼”去规范、去整肃。在三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态势下，关羽的生平实践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道德行为，它体现了一种社会价值标准——高尚的德操，这也正符合儒家一贯倡导并追求的理想人格。关羽的人格，除了他的秉赋之外，还包括他与社会成员、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人格价值特质——忠义仁勇，这就是他最为历代各阶层人士信服和敬慕的榜样力量所在。关羽的“忠义仁勇”获得了当时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由此也证明了儒家道德观念仍然是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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