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理论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即使单就“意境”这一概念来说，在其诞生之前所经历的过程也极其复杂，正如最后被称之为婴儿的生命，在其降生之前，必须在母体里经历从最初的受精卵分裂、着床到形成桑胚体、胚层、胚芽、胚盘、胚胎的一系列复杂变化。意境的孕育、演变、发生、发展的过程，涉及的时间跨度大、牵涉的领域范围广、参与此过程的人文因素多，造成意境的沿波探源研究中．歧议难免。
首先，对意境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翔分，意见不一。如刘九溯将意境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孕育、产生与发展、形成三个时期。夏昭炎、陈铭、薛富兴等则采用四分法。“意境的发生甚为久远．延续至今，已有约3000年的历史。这3000年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意境的第一个时期是孕育期、初始期，先秦至汉代，大体属于这一时期；意境的第二个时期为其自觉形成期，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则属于这一时期：意境的第三个时期，即它的成熟、鼎盛期，为唐、宋时期；第四个时期为意境的发展延续期，为元时清时期。””夏昭炎这种划分，在四分法中较为合理。陈铭把意境的历史分为奠基期、衍化期、成熟期、深化期，具体的命名虽然不一，但对应的时段与特征大致与夏说一致。吴建民认为：明清时意境论已经完成成熟，不但诗论中广泛运用，而且词论、文论、画论甚至小说戏剧理论中亦常见。到王国维，对历史漫长的意境论作了系统性的理论总结。””薛富兴则认为意境诞生于唐代，此前为哲学奠基期、美学准备期，宋为意境的巩固期，明清则是意境的最后完成期，意境终结于王国维，可谓别是一说。
其次，对于意境诞生的时间、确立的标志，说法不一。刘九洲视“诗言志”的观点为意境说的先河，他又认为意境概念的提出是意境说产生的标志。张皓认为最早将“人境”与“意境”联系起来的是东晋诗人陶渊睨，陶也是发现审美境界的先觉者，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乍马喧。⋯⋯此中有真意，欲辩己忘言。”(《饮酒》)诗中不仅创造了“采菊东篱”的意境，而且提到了“意”与“境”的概念，成为“意境”说的先导。叶朗则认为“境”作为美学范畴的提出，标志着意境说的诞生。夏昭炎对东周时代青铜莲鹤方壶等艺术作品的结构形态以及《诗经》里的一些篇章进行了荚学分析后得出结论：先秦的诗歌、音乐、工艺美术等领域已经有了具相当魅力的意境，他对意境的出现与意境理论的出现进行了区分，此举很有必要，因为学界确有一 部分人对此不加区分。作为艺术形态的“意境”的出现，与作为概念的“意境”的提出，以及作为学说或理论的“意境”的确立，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
再次，中国古代文艺观点、学说，往往与哲思、政治、宗法、人伦、地域、门类等因素纠结在一起，导致概念范畴模糊、矛盾难免，这一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诠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造成后续的研究分歧丛生。意境探源中，有强调儒道佛的共同影响．如张文勋认为：“儒遵佛三家的学说的相互渗透和交融，是意境理论形成的主要来源。”有侧重于佛教禅宗的，如张节末主张从佛学背景考察境界一意境的源源，他认为：“意境之意，与其说是害意之辩之意或者意象之意，还不如说是与六根中意根相对的思虑之意，而第六根即是依意根
起作用而形成的意识。”加上各个时代对于与意境相近的概念如“境”“境界”“境象”“意象”“意趣⋯气象“‘象外”“言外”“味外⋯情景”“情理”等概念、范畴之间的互释互引、混用化用，导致枝节蔓延错综，弥漫散杂，大有“剪不断，理还乱”之状。
另外，意境理论的发展并非按线性顺序因时而进，倘若按时问的前后顺序把前朝各代的众多学说观点逐条细述，或者可能落入材料堆砌的下场。或者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得要领。倘若只截取粟一时段或某一流派，又有顾此失彼之弊端。古典形态的意境说主要存在形态是诗性、智慧性、禅悟性的片言只语，与逻辑概念式的理论话语差距很大，如何对意境的源流作出历史性的梳理考辨，探讨意境的历史生成及其语义转换，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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