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有的处处做在人前，有的把自己的意图深深隐藏。那么，怎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呢？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便从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中吮吸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营养，这些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官僚队伍中去，因此，这些人的气节如何，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能做到不惮为民请命的封建官吏，实在是少数。刘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一直声闻天下，而进入中央机构后，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圆滑世故，优容其问。《栖霞阁野乘》卷下《刘文清轶事》条就说：刘文清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黄霸入相，声名顿减。时和珅方炙手可热，刘墉委蛇其问，惟以滑稽悦容其间。一天在军机处吃饭，同僚中有人追忆唐宋时宰相吃堂餐故事，刘墉吟道：“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坐为之喷饭。此事在当时人洪亮吉的笔记《江北诗话》也有记载。由此说明当时在和珅当权时期，刘墉的表现确实令大家失望。
实际上，当时的许多大臣也大多和刘墉一样无所作为。如刘墉的好友、协办大学士朱硅也采取的是滑稽自容。朱洼晚年喜欢经常闭目养神、门生、故吏来看他，他总是倚靠着桌子坐着，用拐杖支撑着脑袋，拐杖上方放青色手帕一块，当然是便于擦拭眼睛了。他与人谈话也不睁眼睛，一说话喜欢诙谐。
像刘墉的这种处事方式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其出现自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
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问的极端强化，臣下追求名誉的思想也受到打击。雍正帝就担心官僚沽名钓誉，不能实心实意为自己效力，所以公开反对官僚好名。他曾经训诫臣下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又说：“从来私家(假)之风气，内外大臣当竭力除此大病。公则无不诚，诚则自然明。即廉之一字，何尝不佳。若为一己之利害名誉，而清亦属是病。何况颠倒是非，违理不法，欺天诳上之私乎?”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还教训苏州巡抚陈时夏说：“只要不务虚名，勉力实政，你乃朝中大人物。若一涉假，则国家之蛊毒也。朕必不姑容，勉之，慎之。”应该说，讲究朋友之义，珍重父兄之情，追求功名富贵，乃中国士大夫之传统，为历代统治者所认同和提倡，在一般黎民士庶看来，是为士者理所当然的人生追求，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而雍正帝偏要在这些涉及到人们深层情感的问题上，不顾众怒，向官僚们提出苛刻要求，足见其专制独裁心态之强烈。他实际上就是要大小官僚们去掉所有个人杂念，成为自己行使独裁权力的忠实工具。
乾隆帝对臣僚好名习气的防范超过雍正帝。在他看来，臣僚好名既有碍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专制权威，故他对习染者每每严辞训诫，甚至不惜大开杀戒。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警告陕西巡抚陈宏谋说：“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邀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思再邀宽典也。”然而，好名作为士大夫的一种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很难在短期内整饬见效。乾隆帝因此阐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本朝无名臣。他说：
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为什么?因为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这也是国家社稷之福。
乾隆帝否定名臣的存在，实际上是刻意贬低臣僚在政治中的作用。一般士民所谓之名臣，绝不仅仅是指那些能去奸佞，能安社稷的重臣、权臣，也不单指那些备受信重的股肱亲信，更包括那些能为生民造福，能为国家保一方平安的清廉正直之吏。乾隆帝“本朝无名臣”之说，从理论上断绝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暴露出其十足的垄断荣誉、独裁天下的专制心态。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帝还通行饬禁地方官建德政碑，离职时令百姓制造衣伞、脱靴等邀名之举：“其各地方无论大小文武官，现有去思德政等碑，俱著查明扑毁。该督抚务须实力查办，毋得视为具文，致蹈阳奉阴违之咎，并著每年年终奏闻。”
出身清官、名相之后的刘墉，对名的追求本应该比别人更强烈，但在极端专制君主意志支配下，也不得不收起了自己的名心。这就是刘墉个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能长期受乾隆帝宠爱的原因。“伴君如伴虎”，君臣问的相处需要一点艺术，刘墉可谓是深得此道之人。
据史料记载，刘墉晚年在政事处理方面也颇为圆滑，对任何事情都不置可否。时人昭裢的笔记《啸亭杂录》就说：刘文清公人相后，适当和珅专权，公以滑稽自容，初无所建白。乾隆召见新遗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胜方面，因问及公。公以“也好”对之，为上所斥。谢芗泉侍郎颇不满其行，至以否卦彖辞诋之，语虽激烈，公之改节亦可知矣。另外正史也记载：嘉庆二年十月上旬，乾隆在关于户部尚书董诰破例授予大学士一职所发的谕令中就指责刘墉说：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成语故事，叫“与虎谋皮”，比喻所商量的事情与对方(多指坏人)利益完全冲突，绝对办不到，或根本无法协调。可以想见，跟凶猛的老虎商量取下它的皮，是如何危险啊。而这封建社会里君主就是老虎，甚至他比老虎更凶残，因为老虎只能吃掉你，但不会奴役你，摧残你的习灵。
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帝王中，既聪明又善良仁慈的君主并不多见，即使号称圣明仁慈的君主，他与普通人也是不同的，在老百姓和臣子的眼中，他是一个永远正确、高不可及的神。正因为如此，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是不可藐视和改变的；皇帝是一头凶猛的老虎，是不可驾驭的，驾驭皇帝有如与虎谋皮，随时都会有生命之虞。
继雍正帝之后的乾隆皇帝，在继位初年，曾一度欲实行宽仁之政。但“措行始知艰”，面对宽缓为政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他很快进行政策调整，在基本统治思路上，逐渐向雍正靠拢，强调以严猛方式行使统治。他说：“宽严自贵适中，亦当相济为用。若专务姑息，必乖明允之方；遇事苛严，亦非敛恤之典，皆无当于协中之道。如皋陶赞舜御众以宽，而其时逐流放窜，未尝少假。所谓刑期无刑，正善用其宽。”
这就是刘墉为什么采取模棱两可态度的真正原因。这是刘墉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