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位战士渡乌江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
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
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2、六只木船过金沙
当红军到达金沙江畔后,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兵分三路抢渡金沙江:一路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龙街渡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军团为右纵队,以洪门渡为渡江方向;
三路以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以皎平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人马均以最强的急行军速度,赶往各自的渡口。一军团和三军团各自赶到龙街渡和洪门渡,都因没有渡河工具,而被阻在金沙江畔。
这样,红军全军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的中央纵队身上。
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乘守敌疏于防备的情况下,弄到了两只船,当即就把一排人送过江。过江后才知道,川军在皎平渡并没严加设防,仅有一个收税哨卡。
当红军战士冲进哨卡时,从酣睡中惊醒的川军官兵还以为是神兵天降。红军战士很快就找到川军的4只船,连同原先的两只船,现在已经有了6只船。
不久,红军千军万马靠着这6只木船渡过天险金沙江。
当时是如何迅速而有序地过江的呢?陈云曾回忆说:“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渡河司令部。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得一路纵队上船。
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红军的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还与极好地组织船夫密切相关。船夫第一天只有18人,后来增加至27人。
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党的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当时每天日夜工资大洋5元。
工人“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渡河以后,除工资外,各给船夫大洋30元,因此船夫对红军颇有好感,很多人因此参加了红军。
3、在休整中扩军
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这里休整了一天。
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
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
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
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4、坐筐过绳桥会师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
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5、红军女战士“接受检查”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
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
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长征中的五个小故事
1、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
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忙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能够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能够把人剁成烂泥,但是你们消灭不了信仰!”
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
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2、孟起安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9岁进私塾读书。1939年冬结婚后,在蒋垛处馆教书。1940年10月,参加减租减息斗争,成为蒋垛农抗领导人之一,后任五抗会主任。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蒋垛区委组织干事、组织科长。1942年春,以塾师身份到江村发动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一批青年干部,建立了江村乡党支部。1943年夏,任姜南区区委书记,组织“二五”减租,开展惩奸运动。
1945年8月,调任蒋垛区委书记,组织发动了对地主的清算斗争。1946年秋主力北撤,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斗争。由于关节炎发作,行动不便,组织上让他暂时离职休养。1947年2月,在邱西乡西后港,不幸被捕。
关押期间,敌人软硬兼施,透过其亲友诱他自首,他宁死不屈,坚持狱中斗争。2月21日,在姜堰东场上,他被绑在电线杆上,敌人用铁丝穿过他的手心,鼻子和耳朵,敌人又把他押到南天寺广场(现姜堰中学内),一个地主举起菜刀,砍下他的耳朵,其它几个家伙一齐扑过去用刀乱戳,他昂首高呼:“共产党万岁!”
3、刘伯承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齐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一齐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
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追捕。
4、王璞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璞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学一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璞不仅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奸,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璞的家乡,王璞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璞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奸带给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璞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
鬼子把刀架在王璞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和藏在哪里。王璞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奸。"
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齐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璞、王璞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王璞生前学习时用过的石板,站岗时用过的红缨枪,以及牺牲时压在身下,被鲜血染红的石块,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5、1952年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
但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下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