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还需要不需要启蒙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三十年的时间，对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只是一个瞬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非常重要，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一生。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既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我们这代人来说，更是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关键时期。我们从懵懂少年步入中年，从对改革开放不自觉的适应，到能够以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姿态来思考改革，并亲身参与和经历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三十年的回顾与总结，既是国家进步的理性需要，也是个人成长的必然要求，更是我们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环节。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学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密不可分的文学；是对社会承担责任，进入新启蒙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说是一个“新启蒙时代”，是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化、现代化艰难而漫长的转型这一历史进程的大背景来看问题的。中国在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中，已经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历程，而且还没有最后完成。期间，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启蒙运动，一次是1840年前后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审视，把这几次启蒙运动统一视为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这一根本性文明形态转化的启蒙。这既是中国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各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转换中的必然。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正是最近一次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在新的启蒙时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做出独特贡献，发挥了独特作用的重要的方面军。这一时代，是中国新的启蒙时期，也是文学的新启蒙时代。
　　所谓启蒙，就是告诉人们所不知和未知的事物，或者说，让人从无知中走向有知。具体到各个国家文明形态的转化，启蒙就带有了强烈的批判色彩。在欧洲，主要是对神学权威的批判，以及对在神权护佑下封建集权和专制的反抗。在中国，神权的文化影响比较弱小，而与农业文明相应的封建专制及其思想则比较顽固。中国的启蒙，主要是启封建之蒙，就是说，要批判和摆脱封建思想及由此而维护的封建制度。欧洲的启蒙运动虽然发生在十八世纪，但就启蒙的功能而言，却并不是仅仅局限在那一时刻，从中世纪以来发生的宗教革命、科学革命等都是启蒙的先声。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革命撕破了教会伪善和卑俗的面纱，揭露并批判了罗马教会用赎罪券亵渎上帝、欺骗教民、贪污腐败、颠倒黑白的罪恶行径。并且宣称，人们不需要通过教会，只需要通过自己的虔诚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以路德教为代表的新教使传统的旧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且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依靠自身的努力来到达彼岸世界的信心和自信，成为诱发资本主义思想的精神动力。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顿到牛顿，他们的思想主要是要说明世界的运行有自己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由上帝这一无所不在的“神”来主宰的。上帝并不能规定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运行的速度、方向和规律。科学的力量打破了上帝的威权。欧洲的科学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是充满了鲜血，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革命。科学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使神的权威性遭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可以说，发生在欧洲的宗教革命和科学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对自然的看法，也改变了人们对人自身的看法，特别是改变了人们对神及神权的看法，使人从封建和神权的双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批判意义和启蒙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正是由于宗教革命和科学革命开启了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大门，诱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稍后的启蒙运动。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还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和艺术层面上的话，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深入到了思想领域、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教育、伦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明确地发现并了解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的历史和现状后，便找到了改变自身状况的思想动力，并企图用一个统一的、发达的、强大的东方帝国来对欧洲的分裂、落后、封建专制进行批判，对中国的研究、了解、批评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不可回避的热门话题。他们在这样的思考中寻找欧洲各国发展进步的途径。启蒙运动打开了欧洲人睁眼看世界的全球性眼光，推动了重商主义的发展，激发了欧洲创造财富的热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思想资源。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启了欧洲，进而也是人类走进工业化时代的大门。而这一过程却十分来之不易，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从至少是十五世纪以来人类近四百年努力的结果。并且，就欧洲而言，工业化的步伐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期间经过了血腥的战争、帝制的复辟、宗教的纷争。而俄国，或者说苏联则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也就是说，启蒙的任务并非一朝一夕，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非常漫长。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样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且从文明形态来看，中国的这一过程可能更加艰巨。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一种适应和满足农耕文明的文化，它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排斥激烈的竞争，重农轻商，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其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中国的启蒙绝不是可以简单地完成的。较早地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进程的状况的先知们，对如何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也存在着一个逐步探索调整的过程。他们最早的努力是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西体中用说，强调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增强中国的国力。但是，甲午海战的惨败使国人逐渐认识到仅仅拥有西方先进的技术是不行的，必须从文化、体制、国民素质等诸多方面来推进改革。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中晚期的洋务运动，及其同时的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运动是中国走向工业化历程的第一波启蒙运动，它主要针对的是技术问题，其积极性在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并且迈开了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步伐。但它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文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体制问题。“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第二波启蒙运动，它的核心就在于认识并且抓住了文化这一关键，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可以说这一轮的启蒙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键，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就吸收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因素。正因于此，它适宜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落籽生根。但是，在“五四”之后，中国陷入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轨迹，救亡压倒了启蒙。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以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结构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也基本上是一切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都要采取的办法，它使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得到了快速提高。但问题是它走向了发展的反面，“文革”使中国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启蒙再次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潮，新的启蒙运动在理论上的标志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事实上，在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漫长进程中，文学是推进社会启蒙最为活跃的方面军。第一次有魏源、黄遵宪等，第二次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则成为新启蒙运动的主力或者主力之一。新启蒙运动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上打破极“左”思潮极端意识形态的桎梏，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社会发展上承认落后，推动改革开放；在价值观上承认“个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上，恢复理性，既认识到自身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又能够客观、平等、积极地看待和承认人类发展进步中积累的文化因素。而文学则是推动这一新启蒙运动最活跃、最有力、最具有先行者意义的思想力量。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的界定，有很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有以年代划分的，有以作家的出生时间划分的，有以文学思潮划分的等等。以我的看法，要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来看。总的来说，从十九世纪中期至现在，是中国逐步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要一直延续到现代化的实现。或者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当中，它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近两个世纪之久。由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我们又可以把这一历史阶段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十九世纪中晚期，是中国从农业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出世界历史发展轨道的时期，它需要解决的是承认落后，扭转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踏上工业化的轨道。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做了许多努力，但是还没有与世界发展的节拍齐步。二十世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矫正中国走向工业化的航向，但由于不断的战争，使这一任务没有很好地完成。它完成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府体制，中国的工业化得到了较快较明显的发展。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到现在仍未结束，并且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与此相应，中国新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多的人把这一时期，特别是前半期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我以为，所谓新时期文学就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历史没有最后完成的阶段内，我们的文学都应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它与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至于它所表现出的所谓的后现代等倾向，也只是一种分支或“现象”，而不是它的全部和本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确，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还没有结束，它正随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脚步不停地运行着。
　　如果对新时期文学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学应该以1992年作为标志，划分为八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后两个时期。这是一个大概的划分，并不是简单的纪年意义上的概念，前者包括七十年代最后的几年、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后者包括1992年以来一直至今天。其主要的原因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了南巡谈话，其中对市场经济作了工具性肯定。也就是说，是否采用市场经济，不是确定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根本，不论社会形态的性质是什么，都可以采用市场的办法，也可以采用计划的办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也就是强化了市场的作用，使苏联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在稍后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美国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就是说，不论市场还是计划，它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本质。对市场的承认和肯定，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农业文明是自给自足的文明，其生产目的是满足生产者的生活需求，而不是为了交换，所以它有着天然的重农抑商、排斥市场的倾向。工业文明则天然地要求市场，它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技术、贸易，工业生产就没有意义，不可能实现。所以，1992年的南巡谈话，并不只是一种政策性宣示，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它表明，一个曾经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国家在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终于承认了市场的重要作用。此前的市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很完善的发育，而此后中国的发展逐步建立健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新时期文学在我所说的“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有着明显的变化，如果力图对其进行概括的话，我以为八十年代文学是一个更突出地体现出激情与理想的时代，而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则更突出地体现出彷徨与多元的时代。我们对这两个阶段的文学进行比较和分析，还是会发现二者之间的不同。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作的这种划分还将发生改变。但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这里仍然以1992年为界来对新时期的文学进行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