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2-17
鲁迅和周作人
有许多事情．即使发生在身边，如果不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也不会明白其究竟。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竞这样不同?我虽然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细技末节，但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供专业研究工作者参考。
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当然，要说思想完全一致，出发点完全相同，那也是不可能的。
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处，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自古比喻兄弟为手足，鲁迅可说是手足情深的，曾写过《别诸弟》等诗篇，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他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
即使鲁迅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然而，还是好景不长，不幸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事情是由于搬进八道湾而引起的。这是在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
从鲁迅方面来说，他独自奔走购屋、修屋，把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满心以为他飘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更好地教书和著译；满心以为他的苦心经营会得到报偿，享天伦之乐，过兄弟怡怡的日子。他和周作人各自为衣食奔忙，阔别多年了，这时，两人都迈进了中年，可以朝夕相处中，共同以文艺为武器，有更多的合作。
然而，严酷的事实却粉碎了他的美梦。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散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问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楞，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化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真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的意见是对的，连日本作家增田涉也这样说：“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作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或者，其中也许是介在着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吧?而当初，周作人夫人从日本来的时候，鲁迅给她娘家汇寄生活费的事，在《鲁迅日记》里却是记载着的。”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那样好奴役，对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可是，要唤起奴隶的觉醒，必然会触犯奴隶主，连不觉醒的奴隶本人，也会痛恨别人搅乱了他做稳了奴隶的安宁。因此，鲁迅就受到各种意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于是，这又是鲁迅的罪过，得想别的法子来惩罚了。
在八道湾，鲁迅比我多住了一年十一个月。
鲁迅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因为我在上海，不得而知，他也没有和我谈过。只是在他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1923年?月14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居然不让鲁迅吃饭了，真厉害!
五天后，即7月19日，“启盂自持信来，后道欲问之，不至。”
这是鲁迅看信后想问问明白，周作人却避而不见，如果自以为有理，可以当面指出，为什么兄弟俩就不能谈谈呢?
十多天后，即8月2日，鲁迅和朱安终于搬到俞芳姊妹的砖塔胡同去了，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八道湾。
砖塔胡同是临时借住的，他曾问我有没有钱，因为他想年5月25日，“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这西三条胡同是他在北京的永久住处了。
鲁迅离开八道湾，周作人夫妇总该称心如愿了吧！可是，却不．对鲁迅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事情发生在搬进西三条胡同新屋半个月后，鲁迅在日记中记着：
1924年6月11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展采．其妻向之速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已经让出八道湾，搬到新居，只是来取自己的东西，还要这样对待。骂詈殴打，说秽语，只能征服像周作人这样的意志薄弱者，却不能征服鲁迅。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然而，鲁迅并没有取出他的全部财物。他在1924年9月21日曾写过一段短文，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厦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追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于八月廿三日，宴之赦者手记。”①
这篇题记的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它的意思。“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教·游也)；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文中的“寇劫”，指古专拓片落人八道湾手中。“盗窟”是指八道湾。周作人如爱古专拓片，鲁迅也不会吝惜，两人可
共编《越中专录》。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鲁迅在日本时送我的一架显微镜，供我自修生物学用的，值好几百元，可是周作人招来的妻舅，却不讲一声地拿去卖了五十元，自己化掉了。八道湾早被占领，主权不在周作人手里。鲁迅的财物、收藏，十多年心血付之东流，《越中专录》未能辑成。这篇本来不打算发表的短文中，是他最痛心的话了。
在西三条胡同新屋布置就绪后，我们的母亲跟随她的长子住到西三条，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有回八道湾，可想而知，八道湾的生活何等难以忍受。她对所发生的一切，看得卜分清楚，也想得相当深远。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还讲：“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夫先生有利。”
这倒是对的，鲁迅虽然在精神上受极大打击和物质上受损失，但分开了却大大的有利，不然的话，钱都给八道湾搜刮去，他怎么能像后来那样资助、营救革命者呢?从八道湾来说，当初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也许没有想到要逐出鲁迅。谁能挣这么多钱供他们挥霍，自己又这样刻苦节俭?没想到鲁迅是不能被强暴所屈服的，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纣为虐的结果，就是他此后独力养活他那一大帮妻旗，不过他也没有什么话说，这是他自己苦心从日本招来的嘛!
我们的母亲对周作人的处境也完全看透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弟兄》，是在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之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鸨在原”的意思。鹊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后，对我讲起八道湾的生活，从没有责备过周作人，他只是感慨万分地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我也有同感。他写的《牺牲谟)，有他自己在八道湾这段生活的体会在内。
他还时常惦念周作人．为他担忧，常对我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当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别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可见鲁迅所说的“八道湾”，是除周作人之外的。八道湾是天威莫测的，不下于张作霖，而周作人是在这样统治下的唯一臣民。
素来勇猛的鲁迅．对此也有些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了。虽然他经常在考虑这问题，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鲁迅对周作人爱护关怀备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沉，这恐怕还因为鲁迅极爱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作声了。
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鄢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19]2年11月20日)中，也说：“周1934年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是这样说的：“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惊，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育，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六天后，即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信：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慷，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再三引用了鲁迅这些话，虽然是以鲁迅为自己作辩解，但总算有些明白，鲁迅还是了解自己的，更没有来乘机投石下井。然而，对兄弟“失和”，究竟怎样看的呢?叉何必讳莫如深，欲言又止呢?周作人是佩服日本的，由于事实的教训，终于也使他多少有点明白过来了，他在回想录中说：“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按，系指藏本失踪事件、河北自治请愿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走私事件、白面吗啡事件)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埘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什么缘故呢?周作人似乎不明白，然而，他更不明白的是，所谓兄弟“失和”，全套骂詈殴打，说秽语，不正是上述事件的翻版吗？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要侵略、征服别国或别人，可以制造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亲眼看到过他们对周作人施用过这种强盗行径，他完全屈服了，又附和着去欺侮自己的亲兄，那曾经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生活上赤胆忠心帮助过他的人。中国经过八年抗战没有亡，而从鲁迅周作人兄弟来说，却先拆家了。
鲁迅去世后，中日关系更为紧张，好心的朋友关心周作人的安危。冯雪峰对我说过，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隐约表示，他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能作为媒介。有人也对我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工养着。象周作人这样的文学家，只要肯到上海来，生括完全不成问题，可能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都愿意养他的。
我想起这与鲁迅生前讲过周作人不如来南方安全的话，正是不谋而合，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劝他来上海。
然而，没有得到他片言只字的回音。
于是，我们就断绝了往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年抗战，艰苦卓绝，人民谱写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接着，三年内战，象摧枯拉朽一样，推翻了黑暗腐败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
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
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
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
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件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问题。却包古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我缺乏研究，不知其所以然。
只是，我觉得事过境迁，没有什么话要说了。这次意外相遇，也就成了永诀。
第2个回答 2009-02-14
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是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鲁迅是周树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第3个回答 2009-02-11
第一，周作人并不是文学成就不高，而是他站错了立场~当时日本侵略我国的时候， 他当了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吧？（不太确定了），但是肯定是伪满的~是个汉奸~所以， 他一直不被后人推崇。
第二，周作人的散文有的也是很好的，他的《人的文学》解决了五四时期的“何为新文学”的问题
第三，他的文学成就肯定不及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视角是精准而独到的。而且，鲁迅先生一直坚持“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他的那种孤独的奉献精神，他的犀利的笔法，都使他在艺术和精神上的成为一种“崇高”，成为国学大师。
希望我的粗略又不太精准的回答，能帮你从谜团里走出来~~
如果你还不是太懂，可以再留言给我
第4个回答 20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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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鲁迅与周作人的恩怨2007-03-15 21:59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四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七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28。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断了交，绝了情，搬出了八道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由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们的精神方向29。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健将30，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弟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他的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31，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说我是周作人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行，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周树人问他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名气更大一些。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感情太好了，上天嫉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32。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像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33。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每天的生活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方式34，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我们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 35。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 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36。想像一下，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真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人和睦地来往，打架的结果就是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37，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加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不用再看也知道他的态度了，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知识分子表面虽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38，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曾经是手足情深的兄弟两人，最终成了陌路人，这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众说纷纭，而经历了这种刻骨铭心痛苦的鲁迅与周作人，又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这种断交、决裂对他们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到底会产生怎样特殊的影响？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去管谁对谁错，但是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表面上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周家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两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那个时候的他们已是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39；另外一个，则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40。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民族立场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其实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无所谓，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但是他毕竟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从法律上来说是犯了罪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他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从监狱中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 ，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我想周家兄弟如果不失和，周作人的错误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失和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高层次的人，能够理解他的人本来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41，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的。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42，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悲剧，同时也含有象征意义，这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这次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者：孔庆东）
文章摘自《正说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