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作为我国第二大河流，自古至今一直以其多泥沙的特点著称。公元前4世纪，黄河下游因河水混浊而有“浊河”之名。至公元1世纪初，已有记载指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唐宋时期，泥沙含量有增无减。这些泥沙的一部分在下游河床上堆积，导致河床逐年淤高，而堤防的修筑使得河道变迁频繁。历史记载显示，在1946年前的三至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93次，河道大改道26次，小改道更频繁。
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1. 战国筑堤前的时期，河道的上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由于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多次改道，其中有《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和《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三道。这些河道大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北流至永定河冲积扇南缘，向东经过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今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这些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互为主次，或同时存在，但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
2.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下游大规模修筑堤防后，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汉书·地理志》里记载的大河。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改道频繁的局面。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和罩哪）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被开垦，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河床逐渐狭窄，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又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3. 公元1年至10世纪（东汉至唐末），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偶尔有决溢，也未造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包括：一是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退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二是公元70年，在王景领导下，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才固定了一条新的河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从长寿津（今濮阳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与古漯河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三是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沿途更有一些大小湖泊和沼泽洼地，都起着分洪、排沙与调节流量的作用。
后续的阶段包括：
4. 公元10世纪至1127年（唐末至北宋末），黄河下游河口段逐渐淤高，导致决口频率明显增加。
5. 1128年至16世纪中叶（金元至明嘉靖万历时），黄河下游变迁特点包括决口地点西移、河道干流逐渐南摆、下游河道除干流外，同时分出几股岔流，迭为主次，变迁无定。
6. 16世纪中叶至1854年（清咸丰五年），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
7. 1855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决口，改东北走向，在山东境内借大清河入渤海，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
8. 1938年，国民党政府人为扒开花园口大堤，黄河史上的第七次大改道，使黄河南泛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
黄河的频繁泛滥成灾，对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性格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中华文明的起源，也与大禹治水、导河入海的奋斗密切相关。直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设有“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黄河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引导中华文明走向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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