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局面得益于当权者的提倡。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当权者有什么爱好，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这种爱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权者信佛，佛教事业就会得到长足发展，当权者爱好体育，体育场所就会在各地遍布。李唐王朝也不例外。李世民喜欢诗歌，诗艺取士自是理所当然，当考官贺知章看到来访者中有名叫白居易的，不禁叹道：长安居，大不易。但当贺知章看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内中有这样两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大喜，直呼：易，易，易。其后白居易就凭借自己的才气做官，做了苏州刺史，在苏州建了苏堤，苏堤借着白居易诗歌上的成就名垂青史，今天已是苏州的风景名胜。而李白，竟因为诗歌做得好，深得唐玄宗的喜爱，以致有一次李白作诗时，仗着酒气，要皇帝的亲信高力士脱靴，要皇帝的爱妃杨贵妃磨墨，唐玄宗竟也不怪罪，应允了。但李白最后也厌倦了这样的生活，直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到极点了！放在今天，李白不知该是何种处境！而骆宾王，因为才气一时难有人识，在给李敬业做幕僚时，不满意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时，竟也不怕谋反会被杀头，欣然为李敬业起草《讨武檄文》，诗人的才气在这篇檄文里得到尽情展示，笔锋凌厉，直指武则天的痛处，以至武则天看到这篇檄文时，非但不怪，反而长叹：真乃宰相之才也，不得为用，乃用人之过也。这样的故事只有在唐朝才能发生，这是一个浪漫的年代才有的对诗人的尊重，不管你多傲慢，只要你的才气足够绚丽，你就可以尽情展示。
诗歌在唐朝时得到发展，还得益于当时歌舞艺术的鼎盛繁荣。诗歌在当时是依赖艺人的传唱才得以广为人知。当时的传播工具相当落后，诗歌的传唱艺人就是一种传播的载体，而当时唐朝的传唱艺人遍布长安和唐朝的疆域。但由于传唱的特殊性，要求诗歌朗朗上口，贴近生活，篇幅短小精悍，不能太长，所以今天我们见到的唐诗大多符合这样的要求，只有少部分篇幅过大。
诗歌之所以在唐朝得到迅猛发展，还得益于唐朝宽容的社会，所以诗歌题材相当广泛，连皇帝的生活也可以入诗，白居易根据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写出了《长恨歌》。于是这种宽容的社会下诗人的风格也各异，李白豪放，杜甫悲情，陈子昂的孤愤，白居易失落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叹息，王昌龄的冷眼看世风，李商隐侧重个人感情的缠绵，王维喜欢田园山水的宁静，晚唐的杜牧更注重前朝兴亡的史实经验。这些诗人，用自己的笔，呕心沥血于创作，终于把一个唐朝，用诗歌的圣宴取代了时间上王朝的灭亡。
唐朝于是借助诗歌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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