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罕见明都城
有人形容南京明城墙是“人穷其谋、地尽其险、天造地设”,此言不虚。明代南京都城的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四座城墙组成的格局(注:俗称的“南京城墙”、“南京明城墙”,则指南京京城墙),是其例证之一。
宫城,俗称“紫禁城”,为都城核心,偏于南京京城东隅,有御河环绕。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受朱元璋之命,由精通堪舆术的刘基占卜后而定。该地原为“燕雀湖”,地势低洼,经清淤、打桩、挑土填湖、铺垫巨石等项措施,营造成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2公里,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的宫城。
南京明代的四圈城墙,其营建思想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在中国都城建造史上显得标新立异,独具魅力。
高坚甲于海内外
南京明城墙,以其占地区域广、坚固、雄伟而著称于世。后人对此不仅有“高、坚甲于海内”之感慨,就连十六世纪中叶先后3次抵达南京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也称:“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南京明城墙之所以能有如此的规模和气势,得益于中国数千年城垣建造发展史的深厚基础,是中国冷兵器发展到巅峰状态下开始向火兵器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更是明太祖朱元璋奴役百万民众的有力见证。
环绕南京明城墙的护城河(唯有太平门向东一段城墙外侧没有开筑护城河),是南京明城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护城河的水源,来自秦淮河、清溪、金川河以及玄武湖、前湖和琵琶湖等,经对城垣外侧河道疏浚、开挖,引导河水入濠而成。宽阔的护城河水面,衬映高大坚固的南京城墙,使进犯之敌望而生畏。
明南京城门外护城河的桥梁,是人流车马往来的要道口,故大多以坚硬的石质材料为主要构件。有石城桥(石城门外)、三山桥(三山门外)、聚宝桥(聚宝门外,即古长干桥)、九龙桥(通济门外)、夔角桥(正阳门外)、平桥(朝阳门外)等。明初建造在相关河道上的著名桥梁中,最大的石拱桥是上方桥(即七桥瓮),由于这座桥是拱卫京城的门户,以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明初建造的桥梁中,赛虹桥(明初称“大通桥”,民间又俗称“赛工桥”、“赛公桥”等)与南京明城墙的建造,传说故事最多。
南京明城墙的建造,历经洪武一朝。在城墙的结构、瓮城的创新、护城河水源的利用、水关涵闸及桥梁的设计建造等诸多方面,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是元末明初劳动人民用心血筑成的一座丰碑。
字里行间觅踪迹
南京明城墙,据初步估算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城砖一般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厚10~12厘米。由于城砖来自各地,故其城砖材质的土性也呈多样性(有黏土、沙土、高岭土等等)。大多数城砖留有铭文,少则一字(或一个符号、记号),多则70余字,这不仅是南京明城墙的一大特点,也是南京明城墙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明城墙所用如此巨量的城砖,究竟依靠哪些区域烧制单位提供?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不详,近几十年来经文物工作者或有心人对城砖铭文孜孜不倦的考证、补定,才有了一份目前尚未完全统计精确的资料:南京明城墙所用城砖,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其中包括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的府、州、县,以及军队卫、所和工部营缮司等近200个单位承担组织人力制坯、烧造。
为了确保建造南京京师城墙的城砖烧造质量,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官员,军队卫、所的士卒,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总甲、甲首、小甲),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在砖上留下姓名,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甚至杀头。这种严酷的“责任制”,却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建造过程中的高质量。
南京明城墙的城砖铭文,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填补了史料的不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南京城砖产地的分布、中国汉字在明初的简化字与异体字、中国民间的书法、篆刻艺术,中国姓氏文化在明初的演变以及明初实行的责任制等,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城砖铭文的研究,还能发现不少明以前烧制的城砖和一定数量明以后为修葺城墙而烧制的清代城砖,为我们认识南京城垣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实物佐证。
以南京天地为展厅,与南京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南京明城砖铭文,使元末明初的多元文化信息,从历史走向未来,这是何等的博大、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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