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左文曾经说过:“凡人都有宗教本能，作家更不例外，这种宗教本能促使作家在其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现出宗教品质和民族精神。”通过肖洛霍夫和余华笔下主人公对命运态度的不同选择，可以窥探潜藏在二者个人无意识中的宗教信仰。
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人物反抗命运的态度体现出肖洛霍夫思想特有的、深沉博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他拥有的宗教情怀，而《活着》中人物忍耐宽容的态度则彰显了余华的佛教思想。
肖洛霍夫推崇的东正教对俄罗斯政权具有高度依附性，而且，这种依附性影响深远。东正教作为集体无意识深烙在作者心中，东正教的核心和基础就是人类具有天生向往自由的本性，有不甘于受权威和规定的束缚，敢于向权威发起诘难的勇气。
所以，在《一个人的遭遇》中，存在主体始终以决绝的反抗姿态向命运发起抗争，向恶势力发起诘难，在这抗争之后潜藏着人类对自在自由的渴望和个体价值充分实现的憧憬，体现出萨特所指，人按照自己的自由、行动、价值选择造就自己的未来。选择不仅仅是某一个阶段断裂的暂时的选择，而是持续的发展的，这样才能获得生命的真谛。
东正教认为人类本具有神性，但是由于人类的错误被在上帝赶出伊甸园后人类就从神性沦落到人性，人必须通过救赎才能荡涤自己的原罪。东正教的救赎之路向人们提出人要超越人性，复归到神性，才能达到至善、至真、至纯的美好精神境界。
这种救赎路径向人类提出存在追寻、价值体认、意义复归的要求，它要求人不仅仅是活着，还要在精神领域有所追求、有所奋斗、有所探索、有所发现。《一个人的遭遇》中索科洛夫在与命运斗争的过程中获得至善的神性境界。
而余华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皓元宝教授曾这样说:“余华小说中有佛家出世的思想。”在《活着》中，福贵的忍耐宽容的命运态度显示了作者的佛学情怀。
佛学理念的核心之一是“无常”。佛教认为万事万物因缘而起，因缘结合，存在过程毫无规律性，过程往往变幻莫测，而面对人世间的无常，人们应该“顺其自然”，顺应、接受、隐忍命运对自己的安排。《活着》中每一个人物没有愤怒也没有呐喊，大多都以超乎人类想象的忍耐力去承受世间的苦难。
“无我”观念。佛教视万物为空、为无，万事因缘而生，自然空无自性，无自性便无法主宰自我，即“无我”。这就呼吁人们以超然的态度超越各种金钱、财势等各种欲望，知足常乐。福贵经历人生所有苦难和折磨，最终他以超然无我的命运看待苦难，甚至感谢命运对他长寿的馈赠，这种佛教顺从、忍耐无谓、达观知足的人生态度使其心灵收获了恬静和幸福。
加缪曾经说过:“在一个对生命的依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更强大东西”。福贵在苦难中表现出的乐天达观的精神就是源于对存在本身的依恋和本真的生存欲望，这也是中国底层百姓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绵延繁衍发展壮大的一个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