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年-1279年）：赵匡胤建立的政权，分为北宋与南宋，故又称两宋。因国君姓赵，又为区别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宋，故亦称赵宋。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又别称“火宋”、“炎宋”。
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后周而立宋。宋朝结束唐末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统一全国，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二帝发动宋代仅有的几轮北伐，宋代前中期疆域大致定型。此后宋朝一直采取重内轻外的消极防守策略，很少对北再兴干戈。建国之初，赵匡胤为避免重蹈唐后期藩镇割据和宦官频繁干政引发的悲剧，将军权归于中央，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采取调将指挥制。这一国策影响所及深远：一方面宋朝少有廷臣豪强乱政，经济、科技发达，文化极为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北宋自初立之后武备积弱，频频不敌北方外患，对西夏、契丹用兵屡遭挫败。宋于1126年—1127年发生靖康之难，徽、钦二帝皆被金人掳去，宋室被迫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入侵的金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史称南宋，此前建都汴梁时期的宋称作北宋。1276年，都城临安陷落，南宋亡于蒙古可汗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
南宋姜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 第五章，论述词学史上的南北宋之辨。
归纳各家意见，「南宋」与「北宋」词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重自然的感发，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长。所谓「绵密工丽有余，而高情远致微减」，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词的长处和缺点。
最后总结全文，以为本文在设计上，由词笔势态、词情体貌到风格类型，兼顾了形式与内容、个别家派与时代风格等层面，正扣紧了「南宋」、「姜吴」、「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也具体反映出南宋姜吴典雅派词的风格特质及其时代意义。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 *** 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 *** 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从开封近郊刘庄、王庄和开封市区流入社会的北宋官窑瓷片和残损器看，从国内其他地方出现的在总体风格、形制、施釉、装饰工艺等各方面与刘庄王庄及开封市区器物一致的官瓷看，在众多宋瓷窑口中，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认可“哥窑”的基本特征。（1）估计存世北宋官窑器约有400多件，除因施釉、烧造过程一时疏漏或窑变等因素，造成个别器物釉面纯素无纹外，这些器物几乎都有单色的铁线网纹或双色的金丝铁线网纹，两者的数量比例几乎相等。铁线通常表现为黑色、褐色、紫色，金丝呈色有黄有红。对于这些人为着色线纹的成因已有诸多说法，如在胎表裂痕处填充草灰或紫金土或墨汁等。笔者以为，在素坯烧成后多次（三四次）上釉过程中，第一次上釉入烧后，胎釉膨胀系数不同器表出现裂隙后，在不同形状的隙缝中填入一种或两种着色剂，然后再上釉入烧。所以第二次上釉烧成后就形成了这种着色线纹，嗣后再次上釉入烧就不会再有变化。铁丝纹和金丝铁线纹呈现各种形态。有细网纹和大网纹，疏网纹和密网纹；在金丝铁线网纹中，一般铁线纹较疏，金丝纹较密；有的金丝纹呈梅花形。有人认为，开细小片纹的是“哥窑”，开大片纹的是宋官窑。这是对北宋官窑实物见得少所致，实际上这两种片纹状况北宋官窑都具有。（2）北宋官窑器大部分都存在紫口铁足现象。主要表现为赭色或深棕色底及少数灰黑底，口沿显露棕色或紫色或褐色， 深浅不等。紫口的产生，并非全是口沿釉薄所致，部分原因是人为地在口沿敷了有色护胎液。北宋官窑器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纯正黑胎，这些黑胎器都是黑色底足、黑紫色口沿，可谓是地地道道的紫口铁足。它们显然有别于龙泉仿官瓷、修内司官瓷和老虎洞元代仿南宋官窑瓷的灰黑胎，后者原料来自杭州凤凰山的紫金土。不少具有“哥窑”基本特征的北宋官窑器还带有表明北宋官窑身份的底款， 如“ 奉刘妃” （ 刘氏系宋徽宋得宠贵妃）、“后苑”、“ 禁苑” （ 均为宋徽宗挥霍纵乐的御园）、“尚食局”（北宋宫内主管御膳机构）、“修司（北宋主管皇城太庙修缮） 、“ 天章阁”（北宋朝廷掌握的三大学府之一） 、“ 包公府” （ 北宋汴京府衙）、“八作司”（北宋朝廷掌管宫城手工作坊的机构）等。据估计，自金、后，具有上述主要特征的少数北宋官窑器开始流入社会， 其中一些就落入明代上层文人雅士之手。明郎瑛提到的“ 百圾碎” 和文震亨、高濂提到的“细碎纹”和“鱼子”纹，都应是北宋官瓷的细密网纹开片；后两人称为“鳝血”纹和“黑纹”的当指北宋官瓷中的红色丝纹和铁线纹；他们称为“梅花片”纹的也该是北宋官瓷中呈圆形花瓣状那一类金丝网纹开片。由于北宋时没有对北宋官窑的文字记述，北宋官窑的烧造总量有限（可能要少于汝瓷、钧瓷），徽宗朝廷对官瓷的使用范围控制极严（直到金兵占领开封，发生靖康之难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所以一般都缺乏北宋官瓷的概念，一旦有机会遇到时，便檩梁不分、骡马不辨，误将它们称作“ 哥窑” ， 或与南宋官窑混为一
谈。
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北宋：从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登位起至公元1127年止，首尾历时168年，共传了9位皇帝；南宋：从宋高宗于公元1127年南渡起至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攻占崖山止，首尾历时153年，也共传了9位皇帝。
详情：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宋朝开国时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不敌北方邻国，先于1127年使徽、钦二宗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到1279年宋朝又在崖山海战中亡于蒙古。
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与南宋共称宋朝，又称两宋.北宋一朝乃由赵匡胤代后周开始，掌控了黄河流域以南一带地区，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后，第一个出现的统一朝代。北宋政权先后与辽、金、西夏对峙。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灭亡。共历九帝，167年。
南宋（1127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史称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与西夏和金朝为并存政权，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
北宋的政治偏向于隋唐，而南宋的政治却与明代更为类似，毕竟北宋基本上奉行“祖宗之法”，而南宋“祖宗之法”影响力明显减弱，相权与皇权矛盾冲突也有所加大。
经济南宋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商品经济显然更为成熟发达，商业收入对于国家收入的贡献显然更大，而对外贸易也大幅度发展。
文化上如果北宋是儒家思想的全面复苏，那么南宋就是儒家思想在新的基础上的飞跃。
大规模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
宋太宗末年，川陕大旱，宋廷苛捐杂税，农民不堪忍受，又用贱价强购茶叶，茶农大批失业。淳化四年 （公元993年）二月，青城（今四川灌县东南）茶贩王小波聚众起义，以均贫富为号召，获得广泛响应，众至万余人。
宋江起义
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众梁山泊（今山东东平南），举旗造反。随后四处攻略，活动范围在河北、山东一带，先后攻略十余州军。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等进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时，被海州知州张叔夜袭败，宋江等投降。
方腊起义
宣和二年，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方腊利用摩尼教在帮源峒聚众万人起事。方腊称圣公，建元永乐，分设官署。随后攻克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县，众至数十万。宣和三年初，宋廷任命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领十五万大军南下镇压。方腊控制的州县相继失陷。四月，方腊率部退守帮源峒，与官军决战，所率七万人皆战死，方腊被俘，押送汴京处决。余部继续在浙东转战近一年，后被消灭。
钟相杨么起义
南宋初在洞庭湖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钟相为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自北宋末就在家乡利用宗教组织秘密结社。起义之前，他从事传教和组织活动已有20余年。南宋初，金军不断南侵，战争对江南一些地区破坏极大。南宋 *** 又横征暴敛，被金军击溃的宋朝官军又乘机抢劫，民不聊生。建炎四年（1130），钟相遂率众起义，自称楚王，建国号楚，改元天载。钟相被俘牺牲，其部众在杨么领导下继续战斗。
一篇文章，你可以参考下。
北宋词风延续了五代典雅细腻的词风，多以女性的口吻诉说个人的春思闲愁风花雪月，
直到天才词人苏轼登上词坛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然而尽管苏轼以自己的创作给浓腻的词坛带来一缕清风但他的周围仍是一片绮罗香泽的和声。此时的词坛完全笼罩在一片绮丽的色彩当中。
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国土沦丧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惨痛的现实使词人们再也唱不出原先欢快的歌词自宋朝开国以来延续一百六十余年的词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此时的词坛回荡着由哀苦之词与忠愤之志交织而成的旋律。 巨大的灾难首先使人们陷入深深的悲伤中昔日的繁华已成南柯一梦词人们在怀念过去繁华的同时更加深了现实的悲哀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感的抒发成了此时词坛上的一大主题。
此时的词坛最具生命力的是另一类词对金人入侵的愤恨以重整乾坤收拾旧山河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使这类词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
南渡前期这两种同样基于家国之恨的词风一洗北宋末期的绮罗香泽之态从而奠定了南宋词的基调这两种词风一直延续下去并为各自的继承人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词人和以姜夔为首的婉约派词人所发展成为南宋词坛上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