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11-04
《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作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它对魏晋时期士阶层人物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作了全面详实的记录，具有极强的历史真实性，体现着魏晋时期社会的历史特性。
凭借内容的丰富翔实、材料的真实可信，《世说新语》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必读著作”[1]。
《世说新语》是一部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双重特征的重要作品。
在日渐丰富的《世说新语》研究成果中，对其史料价值的肯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的目的在于借助于学术界已有的成果，梳理并说明对《世说新语》进行史料价值研究与肯定的几个表现方面。
一、唐修《晋书》对《世说新语》史学价值的肯定
唐房玄龄等奉敕修撰《晋书》时曾大量采撷《世说新语》的材料以为编撰之用，是《晋书》编修者对《世说新语》史料价值充分认识的表现，是史学领域内第一次对《世说新语》史料价值的肯定。
最早指出《晋书》这一做法的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
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说：“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2]”《杂说篇》也说：“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
[3]”又说“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
……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
[3]”刘知几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亲身参与了许多的史书修撰工作，他一再指出《晋书》编修中曾大量引用《世说新语》的材料，应当所言不虚。
清修《四库提要》在《晋书提要》中也指出，若将《晋书》与“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1]。
他们虽然明确指出了《世说新语》被《晋书》所取材的事实，但未对取材的具体情形做出详细的分析。
至于《世说新语》被《晋书》取材的详细情况，据高淑清所做的统计，《世说新语》人物及条目被《晋书》仅列传部分所引用的：“合而计之，列传共采入130人，307条。
采用《世说新语》的人数约占《晋书》列传所立人物的17%。”列传部分之外：“《晋书》帝纪部分又采入3人，5条。
[2]”两者合计可以看出，今本《世说新语》凡1130条中，被《晋书》所引用的条目共有312条，达到全部条目的27.6%。
《晋书》取材《世说新语》材料的情况可见一斑。
作为一部官修正史，《晋书》引用“小说”材料入史的比例之高，是独一无二的。
在明确指出《晋书》对《世说新语》大加引用的同时，刘知几又对这一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晋书》此举是：“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显得不伦不类；又说《世说新语》的材料纯属“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世说新语》一书“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对刘义庆与《世说新语》大事进行贬低和奚落。
《晋书提要》也批评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材料的《晋书》：“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为史传乎？[1]”比刘知几的批评更加激烈。
唐初修《晋书》时，存世的晋代史旧作有所谓“十八家晋史”之说，作为正统的史学著作它们都可资《晋书》取材之用，《晋书》的修撰者完全可以抛弃《世说新语》的记载而选取名正言顺的旧史旧作，若非充分认识到《世说新语》所记载史料真实可靠，并且能够补充其它史籍的缺失，《晋书》应当不会舍“史”而求“小说”。
《世说新语》中的材料被《晋书》编撰的大量采撷使用，应该是建立在对其史料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基础上的。
并据有学者考察：“《晋书》的编撰者采用《世说》，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态度上与对其他史料并无不同。
而且，《晋书》对《世说》的采用还很保守，同一时间如果同时见诸《世说》及其他文献，《晋书》未必独重《世说》。
[1]”
二、《世说新语》序跋对其史料价值的肯定
《世说新语》由于其独具特色的鲜明文学性，受到历代文人学士们的钟爱，各种不同的抄本刻本曾出不穷，据宋人刘应登《世说新语序》的说法，今本《世说新语》是经著名文学家晏殊 “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裁”之后的“最为善本”[3]。
《世说新语》版本体系逐渐蔚为大国。
在对《世说》进行传抄翻刻的同时，学者们也将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以序跋评点的形式与版刻一同流传。
这些序跋评点，是历代学者阅读和研究《世说》的学术结晶，其中的真知灼见对于学者们今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对《世说新语》史料价值也多有肯定和赞同。
宋代学者董棻在《世说新语跋》中说：“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即认为晋时清谈兴盛的历史事实依赖《世说》的如实记载才得以保存下来，后世的学者才得以窥其崖略。
刘应登在《世说新语序》中认为：“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
《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
[3]”肯定了《世说》忠实记录了晋人“乐旷多奇情”、“言语文章别是一色”的实际情况，并且指出《世说新语》所记录的主体是两晋时期的社会现实。
高似孙在《纬略》中说：“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
[1]”也明确认为《世说新语》的记载是真实的。
明代袁褧在嘉趣堂本《刻世说新语序》中说：“尝考载记所属，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
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撰综叙，明畅不繁。
[2]”在肯定《世说》的记载是魏晋时期历史特征的真实反映，也指出《世说新语》明畅不繁的行文特点。
清代学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义庆记东汉至晋轶事琐语，分为三十八门，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大都载汉、魏、吴事十之一，两晋事十之九，遂为唐修《晋书》所取材，间有采撷纰缪处，已为孝标所纠正，极为精绝。
[3]”将《世说》所记载的内容依时代先后作了大致区分，明确指出其之所以被《晋书》所取材，是因其如实记录了魏晋时期的历史事件，书中虽部分条目内容难免有失实之处，但都已经过刘孝标注“极为精绝”的辩证，增加了可信度。
近代学者周祖谟先生在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一书所作的前言中认为《世说新语》：“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士庶僧徒，都有所记载。
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人物的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的风俗、习尚，这确实是很好的历史资料。
[4]”相比较于前此的序跋只是笼统地指出《世说新语》具有记载事实的特点，比较明确地指出了《世说新语》史料价值所在的几个主要方面。
但周祖谟先生应当是鉴于序跋类简明扼要的体例要求，而没有在前言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扩展论述。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或者具有史学性质的著作，其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源于所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基于这种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后世的学者们才能够对过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探求历史时期的事实真相。
历代学者在序跋中对《世说新语》记载魏晋时期历史真实的特征作了表述，说明《世说新语》一书在学者们看来确实具有记录历史真实的功用，是后世学者据以研究历史，尤其是魏晋时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
序跋中对《世说新语》的肯定，应该可以看作是历代对《世说新语》史料价值进行研究和肯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三、现代学术背景下的《世说新语》史料价值研究
20世纪的《世说新语》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以《世说新语》题名的专题论文就已不下数百篇之多，众多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前此的研究工作所无法比肩的。
与将《世说新语》看作纯粹文学作品的传统观点不同，有越来越多地学者倾向于肯定《世说新语》所具有的史学特征，并撰文揭示和肯定《世说新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这些学者们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较为集中地表现在讨论《世说新语》在文体上具有史传特点的论文中，是学术界重视《世说新语》史料价值研究的又一体现。
张海明在《〈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及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细致讨论了《世说新语》的文体，认为它既“结构不类小说”，也“与传统的史籍不类”，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
该文指出：“无论将《世说新语》划归小说抑是划归历史，其实都不确切。
……《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具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具有史传性质的特殊性，使它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为后来修史者所重”，所以后来“研治魏晋史者，不论是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还是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等等，也都极为看重《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
[1]”
全星迳《〈世说新语〉：历史向文学的蜕变》一文，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对《世说新语》进行讨论，认为《世说新语》代表了“告别历史向文学演化的的蜕变”。
以传统的史传体例衡量，《世说新语》具有明显不符史传体例的特殊性。
虽然该文对《世说新语》的史学特征持否定的态度，如认为：“书中所记述到的人物超出了史书立传资格的范围”；部分记载“纯属平常小事”，虽然也记述人事，却“不是注重其历史价值与鉴戒意义”[2]。
但他据以立论的根据在实际上说明《世说新语》的材料正可以弥补正统史籍的缺憾，这恰恰是《世说新语》所载史料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吴功正《〈世说新语〉的特质及其文学史地位》一文主要讨论了《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所具有的小说形态，“对于中国小说具有滥觞和原初意义”。
在讨论《世说新语》文学定位的同时，该文也认为：“《世说新语》在玄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均具有特殊的地位。
它披露了清谈宣言的内容和具体方式，展示了魏晋思想界的状况，玄学思想以及玄学被佛学所取代的思想史演变历程。
它又广为涉及到魏晋时期的各个文化层面。
[1]”这一观点明确肯定了《世说新语》一书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