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07-12-02
1. 积极方面
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2. 消极方面
也有史家后来分析，“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后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源于此。因为在蒋介石宣布正式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期间，可能是中共方面的故意有所保留，蒋介石政府只给了中共方面一个军的编制和武器配备，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后来由散落在南方的中共方面的游击部队编制而成）。1938年前后，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期，中共延安方面请求蒋介石政府增设一个师的编制，遭到蒋介石的直接拒绝，此举可看作是蒋介石方面对中共发展军备的有意遏制。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时，国民党方面许多高级将领恍若梦中惊醒，无不惊呼：“共产党在西北怎么会有100多个团？再加上山东、冀南等地的游击武装，其数量就更加惊人了！”为了让全中国的民众看到蒋政府的大度，蒋例行性地给延安中共中央发去了嘉奖电，另一方面却忧心忡忡地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紧急部署“防共、反共”计划。从此，“边抗战边反共”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多数军官的共识和一贯作为。可以说，整个8年抗战期间，国共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共产党方面都伴随着抗日与反国民党“围剿”双重斗争。可以说，“百团大战”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国共摩擦的升级，给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隐患。
3.“百团大战”的战术评价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但打惯“游击战”的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
1942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