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其总是遭遇一些制约障碍，这些障碍严重地影响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和其水平的提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其所遭遇的最主要的障碍有两个：一是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另一是没有一个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政府。
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工业化开始之前，某些重大的障碍必须清除，而另一些有利的因素则必须创造出来。他们认为，任何单一的“障碍”或“先决条件”，都有办法避开或找出替代办法，但存在许多障碍或缺乏各种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将会给经济发展造成重重困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将无法发展。
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中国工业化，从其发动之初就面临着诸多障碍的约束。这些障碍的存在，使得近代中国工业化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当时，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在20世纪交替之际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则远未实现。美国学者费维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中国尚未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不过也有了一些工业化的成果，但规模有限，大约相当于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时代。” 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落后于日本的根源就在于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约束与阻滞。在诸多障碍中，对中国工业化发展影响最大的障碍主要是两个，现分别论述如下：
1、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使中国近代工业化建设总是经常遭遇资本瓶颈的制约。
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历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工业化开始前需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工业化开始后则必须保持资本的持续供给。然而，中国工业化建设，不仅开始前没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且开始后也不能保证资本的持续供给。造成中国工业化建设资本瓶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则有三：
一是有限的社会剩余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被列强剥夺、侵占，使得中国可能有的社会剩余不是转化为了本国工业化建设的资本而是成为了诸列强资本积累的一个来源。鸦片战争结束时签定的《南京条约》开西方列强向中国政府直接索要战争赔款之先河，自此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要战争赔款的噩梦连连，绵延不绝。概略统计，西方列强索要的主要赔款大致有：《南京条约》英国索赔2100万（银）元；《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各索赔800万两；《马关条约》日本索赔2亿两，另加“赎辽费”3000万两；《辛丑条约》各列强共索赔4.5亿两，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82亿两。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银）仅8000余万两，仅庚子赔款，就须付出12年以上的全部财政收入。为了偿还庚子赔款，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分担以凑足款数。仅庚子赔款一项就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何况还有其他赔款呢？所以，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给中国的赔款，使中国人喘不过气来。 美国经济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说：“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的年代里，中国每年偿还外债的数字是4200~4300万两白银。此数几乎占到中央政府微薄收入的一半，超过了100年前清廷的全部岁入。” 为了偿还因赔款而造成的外债，清政府除了动员一切社会剩余外，还不得不借附有高额利息等条件的外债，仅1894~1901年的8项借款（汇丰银行、汇丰镑款、瑞记借款、克萨镑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庚子赔款借款）所付本息银数，在1899年均占岁入额的25.9%，占岁出额的22.8%，到1905年约占岁入额的41%，占岁出额的31%。 因而，面对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战争赔款，中国社会很难有足够的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进而保证工业化发展的资本需要。
二是缺乏社会剩余向资本积累转化的意识和机制，使得中国即使在近代及近代以前的时期出现了社会剩余，也没有向资本积累转化，从而使得中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一个资本积累过程。虽然按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等人的观点，进入近代之前的中国已陷入了“锁定”状态，但并不是说近代之前的中国就完全不发展了，甚至没有任何社会剩余了，而事实则恰恰相反。有人计算过，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18世纪中晚期，清朝财政收入大约为4500~5000万两白银（不包括地方和省级政府留用的额外附加税收）。其中，1000万两用以维持中央政府开支（3/4为军费），大约2500万两用于省级和地方政府开支（3/5用于军费）。中央政府积累的剩余额正常为每年700~800万两。 应该说，这个剩余额是比较大的，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把它转化为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积累，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以津贴世袭的满族旗军，它们根本就没有要将社会剩余转化为资本的意识。
进入近代以后直至清朝末年，农业生产还是有剩余的，而且，在经济学家看来，农业剩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工业化最为重要的资本来源。 根据王业键的研究，即使到清末年，农业亩产为243斤，当时的耕地面积为12.1亿亩，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收谷2940.3亿斤的粮食。当时人口为4.1亿人，假定每人1天消费1斤粮食，则一年的粮食总消费量为1496.5亿斤，约为生产量之半。这是正常状态下的情形。中国的天灾人祸几乎连年不断，收成只能以七成计算，约为2058.21亿斤，还是足够食用而有剩余。如果能利用此500亿斤的剩余粮食充作发展工业用的资本，显然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但是，中国的清政府并不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没有人想到以农业补贴工业、进行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对照日本的工业化，可以看到，其工业化资本的最重要来源便是农业。根据明治政府的财政收入决算报告，土地税收入（主要是农业税收）占政府全部税收收入的比率在1873年以前并不很多，如1867年12月—1868年12月为6.1%，1869年1月—1869年9月为9.7%。而从1873年起，这一比率便急剧上升，如1872年10月—1873年9月即达到71%，以后两年分别为80.9%和78.5%。在直接税的总额中，农业负担的比率在1883~1887年是87%，到1910年时仍在50%以上，而农业在国内净生产中的比率1883~1887年只有44%，1910年时只有30%。 具体而言，农业部门为日本工业化提供的剩余，1888~1897年间为6200万日元，1898~1907年间为10600万日元，1908~1917年间为16100万日元，1918~1927年间为29900万日元。从1888~1902年，由税收调动的农业剩余资源约要占到非农业投资的近60%。 由此可见，农业剩余对日本工业化的贡献有多大！
三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以及“有土斯有财”的观念，使得本来数量就不是很大的社会剩余不是转化为了工业资本，而是变成了土地资本，沉淀在土地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除了勉强满足自己的日常开支之外，小农几乎很少有剩余。而出租土地的地主，依靠超过50%以上的地租率，聚敛了不少钱财，形成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均。据研究，1880年的全国生产毛额为27.8亿元。绅士竟然占了6.75亿元，高达24%。 而绅士仅有800万人，不过全国人口的2%。2%的人口占有了社会财富的24%，社会的财富分配是十分不公平的。按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理论，社会的分配不公，应该是有利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而中国的1/4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的绅士手中，他们是绝不可能将24%的生产毛额都消耗掉的。如果以10%的数字投资生产，便是一个高投资率的国家。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整个清朝时期中国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未形成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呢？这是与中国传统的“有土斯有财”的观念分不开的。传统时期的中国人，认为土地是唯一的具体财富，有了钱便购买土地。即使不买土地，也是将现金窖藏起来，而鲜有以之投资一般工商业者。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阻碍了中国有限的社会剩余向工商业资本转化，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无法摆脱资本瓶颈的制约。这种状况一直到近代后期才有所改观。
2、没有一个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政府，从而使得发展经济失去了其所需要的稳定、良好的环境。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指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 罗斯托也说：“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起飞）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差不多普遍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发动工业化，一个强大的政府是所必须的。一般来讲，一个强大政府的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创造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推动资本积累，确定“增长极”，制定经济计划，维持政局稳定，创造良好环境，制定相关制度和经济立法，解决社会冲突等。 在近代中国，软弱无能的政府根本无法为工业化的启动和建设提供服务和保护，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在惊涛骇浪中曲折前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局的相对稳定是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因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从而无法为工业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祥和的环境。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灾难的时代。战火绵延，不绝于天。就其大者，各类战争不下十余次。仅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就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此外，国内还爆发了诸如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运动等；为了争权夺利，北洋军阀以及新军阀混战又长达数十年。据统计，辛亥革命以后，1912~1922年10年间，全国发生的有一定规模的内战179次，几乎每个月一次；1912~1927年的16年间，北洋政权更换了13任总统，46届内阁，平均15个月一位新“元首”上台，四五个月一个新政府宣誓就职。所有这些，使得近代中国工业化建设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艘随时可能沉没行船，密布风险。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8896665.html?fr=qrl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