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后，齐学、鲁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是儒家中的所谓“齐学”、“鲁学”。
战国时期稷下学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影响到当时各国学术集团的出现，而且影响到秦朝博士制度的建立。秦朝七十博士官的设置及其咨询职志就是参考稷下学宫而来，只不过后来变了味道而已。秦的“焚书坑儒”对儒家是一沉重打击，尤其是儒家的传经派，他们除了壁藏经书蛰伏起来，几乎再也无事可做。生存危机使传经派继续分化，一批所谓“不知时变”[7]者仍然固守旧统，一批灵活权变者则揣摩经义创新，试图以经参政。
秦汉之际，孔甲、叔孙通师徒的言行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儒家内部齐、鲁学风的分化。孔甲乃孔子九世孙，秦末投张楚任陈王博士，时人批评他“淡泊世务，修无用之业，当身不蒙其荣，百姓不获其利”[13]；陈胜评论他“‘儒者可与守成，难于进取’，信哉博士”[13]，是属于鲁学的典型传经派。叔孙通乃孔甲弟子，孔甲评价他“能见时变”[13]，“学儒术而知权变”。他辞师进京任秦朝待诏博士，以巧于应答而免祸晋升，后追随刘邦任博士，号“稷嗣君”，说明他饶有稷下学风。当皇帝刘邦无策约束功臣时，叔孙通建议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7](P2722)并特别解释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7](P2722)他到鲁地征聘儒生制定朝仪，有两儒生讽刺他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7](P2722)而叔孙通则反唇相讥：“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7](P2723)显然，鲁两儒生与孔甲一样同属鲁学风格，而善权变通的叔孙通则迥然不同，礼仪一成，上下皆大欢喜，弟子称他“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7](P2724)司马迁也给予高度评论：“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7](P2726)叔孙通平生所为善于权变，顺应时势，尤其是“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而制朝仪的创举，灵活地把儒家古经变通进现实政治中，表现了典型的齐学之风。
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明显反映儒家齐、鲁学风分化的对立性代表作，即《公羊》与《谷梁》的对立，《齐诗》与《鲁诗》的对立，《齐论》与《鲁论》的对立。
《公羊》据说传于齐人公羊高，代代家传，到汉景帝时由公羊寿和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谷梁》据说传于鲁人谷梁赤，大体与《公羊》同时并传，成书时间可能稍晚《公羊》。《公羊》以传“微言大义”著称，“任于权变”[14]，“多言灾异”[15]，善于迎合时政，是西汉前期最时髦的学说。董仲舒学术成名、公孙弘拜相封侯，都是赖于研治《公羊》，甚至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连整个儒学在汉代登上两千年统治地位也是借助了当时发挥《公羊》学“微言大义”的直接契机。《谷梁》惟传“大义”不传“微言”，浓于训诂而淡于应时，思辨色彩逊于《公羊》。韦贤等人所谓“《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准确地概括了两家经说的不同学术风格。
《齐诗》创于齐人辕固，辕固以《诗》任景帝博士曾在景帝前与黄生激烈地辩论汤、武革命问题，又因儒道之争而被窦太后逼进兽圈与野猪搏斗，直到九十多岁还热衷于参政，其后，《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多出齐地，门徒繁衍，并成显贵，可见《齐诗》的趋时风格。《鲁诗》由荀子、浮丘伯、鲁人申培一脉相传。浮丘伯又称“包丘子”，是荀子的传经弟子，“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包丘子饭麻蓬黎，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16]。他在鲁地隐于民间传经，知名弟子有鲁人穆生、白生、申培及刘邦胞弟刘交，所传主要为《鲁诗》，由申培成书。刘交封为楚王后，同门云集彭城，彭城便兴起一个鲁学中心。这个中心以申培师徒、刘交及其后人为代表人物，以《鲁诗》和《谷梁》为基本经典。申培既传《鲁诗》又传《谷梁》，其徒江公亦两经兼传，可谓申公衣钵传人。彭城鲁学的治学特点是“训故以教”，“疑者则阙弗传”[3]的训诂精神，实乃汉武帝所云“朴学”，虽然参政，但不善于迎合时务。申培对武帝向他请教国策的回答是“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7]，竟把当时正在大张旗鼓欲有作为的年少天子堵得哑口无言；江公与《公羊》学象董仲舒并侍武帝，“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3]。可见《鲁诗》及彭城鲁学的尚古风格。
汉初，《论语》产生齐、鲁两家学说，虽不知成书何人之手，然可断分别出于齐人、鲁人。《齐论》传者有王吉、庸生、宋畸、贡禹、张禹等人，《鲁论》传者有龚奋、夏侯胜、夏侯建、韦贤、萧望之、张禹等人。其5中多为公卿名臣，如韦贤、张禹皆任丞相，萧望之、张禹都是帝师。
西汉儒家中齐学与鲁学的对立比较明显，尤其儒家经学登上统治地位后，这种对立突出地表现于经说之中。不过，齐学、鲁学虽有不同，但都属今文经学，都立于博士跻身政治舞台，并肩从政，具有一致利益，且又互相吸取，到西汉后期便有了融合的趋势。例如，萧望之初治《齐诗》，后治《鲁论》，齐学鲁学兼习并修。“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17]，《张侯论》一出，《齐论》、《鲁论》逐渐衰微。西汉末期，经古文学起而争夺政治地位，于是同属今文学的齐、鲁对立宣告让位。
参考资料：http://www.qlwh.sdnu.edu.cn/index.php?message=101000&item=org_qlwhyjqk&key=art_id&id=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