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高才如海水不可斗量，但在下妄自菲薄不得不指指戳戳几下。
白居易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目的是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苏轼文章正是下笔落在实处，贵在以意为先，宛如行云流水，意尽则止。意为总纲领，实据服务于主旨，所以，几乎相同的例子用在不同文章便有不同的解法。更甚处，可以想当然假设。相传苏轼科举《刑赏忠厚之至论》：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考官梅圣俞问出自何典，苏轼一“想当然耳”语惊四座。类似地，
曹操攻下冀州，曹丕取甄氏，孔融说武王伐纣，妲己赐周公。曹操没有衍圣公学问大，当时就没吱声，事后请教，孔融回答：“你现在这么做，那时候想当然也差不多。”讽喻是臣属说话的学问，纳谏是主子的度量。东方朔也属此类滑稽，而反过来现在连续剧中的刘墉、纪昀在我眼里的表现，却是媚主的庸俗弄臣，就是立意低，和赵本山嘲笑农民和残疾为美国不接受一样，没意思。
虽然
赵匡胤立下不杀文臣的恩赐规定，但是文人相轻，朋党间必欲置对方于死地，不惜大兴文字狱罗织罪状。一代文宗欧阳修“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观点，给真正的小人披上伪君子的外衣。不仅欧阳修赏识苏轼的才华，
宋仁宗也赞叹“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包括苏辙）”。可惜命运戏弄了才子，或者是性格的悲剧，才名大，招人忌。同样，文章也是气势迫人，锋芒毕露。
王安石变法，目的是好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是毛病出在了执行环节上。司马光守旧，也是为了江山、黎民，废除新法良莠不分。苏轼对新旧两派的过激做法都有微词，坚持正确的立场，势必是要有代价的。对当政者，提意见现在看是要讲求时机和方式的，否则不但达不到最初目的，还有可能惹火烧身。这里，不禁对春秋齐相晏婴肃然起敬，其处于政治漩涡中，从容不迫，力挽狂澜。而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苏轼落下“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外放，“双规”。
后周柴荣病死，继位恭帝年幼，殿前都点检陈桥兵变，众将士为其黄袍加身，赵匡胤推辞再三，众人以死相胁，然后是禅让。忙忙碌碌，曹丕从受禅台下来的感受是：“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强势臣子，欺负主上孤儿寡母，这在历史上不稀奇，杀之何妨。但是，经历上古禅让仪式，这就算名正言顺的正统。欧阳修，也许就是因循
《三国志》魏文帝曹丕的思想，作《魏论》来例证宋的合法，其弟子苏轼也持此说。有了中原的“大魏”天朝，那大理、吐蕃、西夏和契丹就算诸侯了。
但是，在下还想到了另外一面，就是说，苏轼此文有没有把当政的宰相暗喻为
诸葛亮的可能呢？不论
新党、旧党，对黎民百姓仁义也好，诈力也罢，最终目的是江山固若金汤，千秋万代。那么，由此可见，文章也许处于谏议变法或者废除新法，要通盘考虑，把握时机的深刻用意。换言之，苏轼心目中的丞相，应该更完美，考虑问题更全面些。
民间比之文曲星，而看从政无疑苏轼是失败的。年轻就自上而下公认大才，政坛驾驭局面能力比他在文中批驳的诸葛亮相去甚远。假如
刘备遇到
苏东坡，乱世中或许更糟糕些。当然，基层锻炼时，苏轼也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苏堤春晓的美景存今。从人格讲，诸葛亮与苏轼都是伟大的，诸葛亮没有实现复兴汉室一时为苏轼所难，而苏轼官场命运坎坷，实在不能说比
孔明成功。
我们读书，假如认为苏轼站着说话不腰疼，眼高手低地认为诸葛亮不如自己，这是误解。当局者迷，司马光编纂
《资治通鉴》，也是为了读史明知，可是宋朝并没有因此比其他朝代更英明。苏轼其文纵横恣肆“有为而作”的鼎鼎大名，决不会流于肤浅，“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倒可以加冕到持此论者头上。文天祥诗云：世以成败论，操懿真英雄？
Ⅴ 结语
苏轼人品才华如金秋明月，昭昭若璧，群星黯淡。诸葛亮我有一比，如红日当空，即便西偏，日暮将近，也没有星曜敢露头。当然，两人代表中国文化不同范畴的形象，割裂局部从其经历说都是悲剧色彩的人物，但在历史长河中，永远是难以泯灭的灿烂浪花。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从来不是靠打打杀杀的强权武力支撑。文化的积淀，感情的升华，是另外一种境界，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