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的国际关系当中，国家间关系通常决定于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而事实上意识形态高于现实政治称为国际关系的首要评估因素出现的局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通常对于某一体系，当格局内出现新兴革命国家时，一方面其他旧有大国出于对革命传播的畏惧，通常会进行武装干涉，一方面革命国家出于对邻国武装干涉的畏惧，通常会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以争取国际空间，这样的情况下，体系内革命国家与保守国家的便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冲突暴力当中，在这样的体系中，意识形态往往要高于现实政治考量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维也纳体系建立初期正存在着这样一种条件，一方面法国革命本身冲垮了欧洲现实政治的地图，动摇了封建专制在欧洲的根基，一方面它激起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波澜在欧洲的扩散改变着欧洲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文化，埋下了普遍革命民族独立的种子。这两方面都为欧陆的保守王公所惮惧。王朝共同利益便使奥俄普走到了一起，于是我们看到神圣同盟的出现基于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贴近，而放弃了现实政治的考量，因而这样的同盟便具有义务论的性质，即指导三国相互打压革命蔓延的是一种原则，而不是现实政治中所谓的利益，缺失了因国家利益考量而带来的妥协多边的外交弹性，更多带来的则是义务原则驱动的稳定外交政策。于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维也纳体系建立初期，神圣同盟确实成功的遏阻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扩张1821年俄普奥成功镇压了那不勒斯革命，1822年继续平息了西班牙革命，尽管这一联盟的反动性质在一系列镇压当中暴露无遗，但是神圣同盟确实为欧洲体系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即便其伴随着克里米亚战争而灰飞烟灭，然而俾斯麦大陆结盟均势下所操控的三皇同盟多少有点神圣同盟翻版的性质，甚至又保障了欧洲的二十年和平。
与保守主义同时存在，维护了欧洲体系稳定的意识形态还有和平主义的兴起.
2.现实政治的均势和意识形态的联盟如同两道厚厚的隔板，承受着外力所带给维也纳体系的冲击，然而承受伤害并不意味着吸收伤害，因而介于两者之间必然还有一道缓冲层，这就是体系下的欧洲大国多边协调的机制。所谓的协调机制，其实维也纳会议当中维塔列兰所倡导的补偿原则正是其典型体现，即藉由势力调整，领土变更使各国利益得到协调。一方面慑于昂贵的长期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欧洲大陆各王朝忙于压制本国革命而避免对外战争转移精力，一方面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安定平稳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多边协调互信成为可能，尽管从一开始，欧洲列强的巨大利益分歧就已经开始瓦解着这种机制，但是亚琛条约后，随着法国正式加入五国同盟，这种涵括了欧洲各大国的协调范式毕竟为缓和列强间矛盾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中，这种协调机制一再发挥作用，缓冲了列强的矛盾，降低了均势破裂的风险，更消解了现实政治对神圣同盟的瓦解力，从这样看来，如果缺少互信协调的机制作为缓冲，维也纳体系所安排的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布局便很难有效的运转起来。
3. 维也纳体系存在了百年，并不是因为现实政治，意识形态，集体安全中的某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正是这三种布局相互的交织作用，形成互补，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体系的长存性和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这其中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到另外两个机制的运作，然而正是这种三者相互依托的巧妙设计，虽然在具体局势层面仍显粗糙，但是能在诸列强存在巨大分歧情况下，在政治地图不断被修改，新兴政治思潮反复冲击下，维持欧洲一个世纪的和谐，可见其原理设计之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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