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法庭上，嫌疑人在受审的时候不穿囚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个例。这体现出我国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外在表现。
从原先的有罪推论，改为现在的无罪推论
我国相关部门早在2015年2月13日，就下发了《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开庭时，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不再穿着看守所的识别服出庭受审。
从此刻起，刑事犯罪嫌疑人在出庭受审的时候，不必穿囚服（或者识别服）上庭。这也是避免给他人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穿囚服的都是有罪的。
毕竟，在没有经过法院正式审理宣判之前，主观上判断嫌疑人有罪是有悖于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客观化，并且从原先的有罪推定变革为现在的无罪推定。
比如：在2015年郭美美一案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审理时，郭美美穿的就是便装。
不穿囚服受审，象征着法律水平的进步
我国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之前一直适用于有罪推定的办案原则，即：未经司法机关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嫌疑人假定为实际犯罪人，进行证据追溯。
有罪推定这种体系下，往往会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比如1998年的余祥林案、1999年的赵作海案等，这些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最后都以“传说中死去的被害人多年后自动现身”，从而证明之前的判决有误。
为了纠正这一系列错误，更好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我国在1996年和1997年相继对《刑事诉讼法》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正，确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原则。
同样，我国司法部门出台的相关犯罪嫌疑人出庭时候的着装要求中，明确规定不得要求被告人穿囚服参加诉讼，即便是有穿囚服，也必须在进入审判庭之前更换便装。
结束语
在法庭审判之前穿不穿囚服，戴不戴手铐，或者说从原先的犯罪分子到如今的犯罪嫌疑人，一点一滴的变化，象征着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进步，同样也象征着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理念的逐步贯彻。
衷心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犯罪事件越来越少，人民越来越安康！
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审查阶段、起诉阶段，无论证据确凿与否，一律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是我国刑法上不做有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要求；另外，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只被称为“被告人”，只有被宣判后才是“罪犯”。
《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庭审需要一个过程，在未宣判之前，任何人不会被确定为有罪，自然也就不需要穿着所谓的“囚服”，而且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囚服”带有歧视性、羞辱性的色彩，让尚处在“嫌疑”阶段的劳荣枝穿囚服出庭受审是不合适的。
另外，如果出庭受审时穿着囚服，那么会给旁听者甚至审判人员预设受审人员“有罪”的心理，存在一定的心理误导作用，是不合适的。那么有人可能会问，看守所中的人大部分都是尚未经过庭审的，他们为什么统一穿着制式马甲呢？
其实这与方便管理有关
看守所内除了囚犯外还有狱警，还有其他的后勤人员，给嫌疑人穿上颜色鲜明的制式服装是为了方便辨认和管理，并不带有任何的歧视或侮辱的色彩。而劳荣枝从看守所走到庭审上，自然不再受看管所那一套规章制度的限制，穿上自己的便装受审也就讲得通了。
其实早在2015年，最高法就庭审时的穿着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最高法在2015年2月26日下发过《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有这么一条：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自该“意见”下发后，庭审时不穿着各类“识别服”受审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但是在一些地区的庭审中，甚至在同一场庭审中，经常出现受审人员穿着不统一的情况，比如有的人穿着便装、有的人穿着看守所的制式马甲，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很多地方上的基层法院设施和布局较为陈旧，办公区和庭审区没有完全区别开来，甚至很多法院没有专门的受审人员通道，旁听人员、律师、受审人员都通过一个通道进入庭审现场，如果旁听人员过多，很容易出现混乱的情况。
假设此时受审人员动了歪脑筋混入旁听人员中，那么法警很难在人群中识别出受审人员，给管理和看管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在不少基层法院，法警一般都要求受审人员穿着颜色鲜亮的制式马甲进入庭审现场，这也就出现了受审人员穿“识别服”受审的现象。
总结
综上而言，劳荣枝虽然一审被判处死刑，但是在宣判之前，她只能算作“嫌疑犯”，并非“罪犯”，按照最高法的要求，是可以不穿着“识别服”出庭受审的，这也符合“不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要求，是司法的进步。
在人们的常识中，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的时候，都应该穿着蓝色囚服，最起码也要穿着黄色或者橙色马甲，戴着手铐脚镣，接受正义的制裁。这也跟我们在古装电视剧中看到的过堂场景差不多，犯人戴着枷锁，穿着一件印着“囚”白衣，有些朝代还需要在脸上刺字，在衙役的押解下官老爷的讯问。
但刚刚被宣判的劳荣枝案，庭审现场劳荣枝穿着自己的便服，甚至手铐都没有戴。
其实这才是符合现代司法制度的正确画面，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是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法院判决之前，都是犯罪嫌疑人。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那么只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不得用任何带有有罪标识的衣物，或者带有羞辱性质的方式对待他们，比如我们通常认为被逮捕后，进入看守所的犯人都会剃光头。其实这也是法律从来没有强制规定的，看守所一般是处于卫生考虑，或者当事人自己愿意，否则任何看守所不得强制给嫌疑人剃光头。
其实看守所统一给犯罪嫌疑人穿带有编号的统一制服，是出于管理需要，也可以防止嫌疑人穿着便服逃离看守所。对于具体穿什么号衣，每个看守所都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各种不同颜色的号衣。
可一旦到了法庭上，那么犯罪嫌疑人就不再属于看守所管理，也可以脱去号衣，穿上自己的衣服接受审判。
而我们之前看到的公开审判场面，有穿号衣的，也有穿便服的，就是因为各地规定不一样，导致犯罪嫌疑人着装混乱。实际上在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更是明令禁止犯罪嫌疑人穿号衣出庭之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8年制定了《进一步规范刑事庭审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规定：
被告人着号衣、戴手铐、脚镣受审的，法警应让其在法庭外脱去号衣。被告人戴手铐、脚镣到庭的，审判长可以根据被告人是否有暴力倾向、情绪是否可能失控、有无安全危险等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指令法警为其卸除手铐、脚镣。
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的大案庭审，包括劳荣枝、许国利、莫焕晶等，都是没有穿号服的。而许国利跟吴谢宇穿的是隔离服，这是出于新冠防疫的需要，并没有将其作为罪犯标识的意思。
至于手铐脚镣，一般都是针对许国利跟吴谢宇这种重大刑事案件，比如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暴力型罪犯，为了确保庭审顺利进行，对其进行的强制措施。现实中一般都是对男性罪犯，以及精神高度不稳定的女性，毕竟庭审过程中嫌疑人如果行为失控，会造成难以估计的严重后果，所以将其行动予以适当束缚。
而劳荣枝这种虽然背负七条人命，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但其精神状态相对稳定，所以也就没有戴手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