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北朝时期在艺术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楷书真正出现了。绘画艺术的变化虽然不象书法那么显著,但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的上扬,都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曹不兴创立了佛画,他的弟子卫协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作为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也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多大家,画家这一身份逐渐地进入了历史书籍的撰写之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魏晋是一个佛教思想与儒学思想碰撞、交融时期。因此,统治者利用宗教大建寺庙,凿窟造像,利用直观的造型艺术宣传统治者思想和教义。代表性的石窟为: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石窟内雕塑大量的佛像,有石雕、木雕、泥塑、铸铜等,佛像雕塑遂成为当时中国雕塑的主体。这些石窟在发展中不断增加新的雕塑作品,历代都对石窟进行重修、扩建、新增和补充。石窟艺术在中国雕塑中很有代表性,如东晋时期的戴逵,擅长雕刻和铸造佛像,他在建康瓦棺寺所作的玉躯佛像,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图》和狮子园的玉像被称为“瓦棺寺三绝”。这个时期的雕塑特点为较注重细部的刻画,技术更圆转达纯熟,雕塑形象和题材大都为宗教题材,因而雕塑形象具有神化倾向和夸张的特征。宗教使雕塑艺术的题材单一化,但宗教精神的内在动力却也促进了大量精品的诞生。
三国(魏)时期的锺繇是第一个确立楷书地位的书法大家,他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他与卫觊分庭抗礼,形成南北两派书风。
晋时玄风大炽,谈玄论道、风流倜傥为时代之风气,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恬淡之美,一时“父子争胜,兄弟竞爽”,南朝缣素流传,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论著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乃书家所难,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瓘)、索(靖)、王(导)、谢(安)、郗(鉴)、庾(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光炳千秋。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之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北朝重厚葬,褒扬先世、显露家业、佞佛造像、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贴、北楷南行、北民南士、北雄南秀皆是其差异之处。
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史称北魏书法为民间书法,若以名而论,当推郑道昭父子为一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北派王右军。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比较缓慢,在建筑上也不及两汉期间有那样多生动的创造和革新。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发展,高层佛塔出现了,并带来了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不仅使中国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建筑艺术,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全面自觉的时期,在以前,工艺美术大多反映神秘的神鬼世界,而这个时期,人们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在工艺美术中展现人类世界的清新可爱。
自乐汉灭亡到隋统一的数百年间,社会风雨飘摇、战乱频繁,人生的苦旅迫使人们寻找精神避难所,于是佛教便在中国的广大地域内获得滋生,宗教艺术也应运而生。
东汉明帝时期就产生了佛教绘画,进入魏晋时期,佛教艺术的创作成为信史,佛教的造像艺术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雕塑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异国文化的影响,使得当时的石雕艺术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首先是帝陵石刻群雕,比两汉更为常见,风格样式也性了明显的变化。
六朝的墓表直接继承汉晋以来的形制,它是在底座上树起多棱的柱体,柱体上端有铭刻的方版,最上为柱顶,在雕有覆莲的圆盖上置一辟邪。其中六朝肖景墓表的形制最为华美,雕饰虽多却无繁褥之感,从其精丽的莲盖顶饰,我们看到了佛教艺术对传统石刻的影响。从现存的永固陵墓室中的浮雕群像,可窥视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杰成就。
由此可见,至南北时期,佛教艺术已渗透到石雕的各个领域,并给它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佛教艺术中的石窟寺造像和各种场合的供像,都是宗教崇拜者寄托幽思的凭借,它的异常发达,与佛教的兴盛密不可分,既为宗教的产物,同时也深刻时代社会的烙印,既有崇拜者对佛教真谛的诠释,也有艺术家内心的独白。
北朝佛教石窟与造像艺术发达,这与佛教东传的线路,民族的高度融合、惨绝人寰的争斗密切相关。相对封闭稳定,因而佛教艺术也不及北朝发达。万佛寺出土的红砂岩南朝造像,表现手法纤巧华丽,刀法细腻,自成一格。
另外,华南的小型石雕,在数百年间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滑石雕刻品。这些雕刻多为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全身肌肉强健,丰乳突腹,表现动态人物沉稳有力,恣态传神而愉如其分,颇具汉俑生动的遗风。
滑石猪也是常见的随葬品,成对放置,起初大都生动写实,后演变为抽象化和形式化的风格。强调生动传神,其惯用的手法就是变形夸张和抽象,导致写实的形式演变成象征的形式。 北朝贵族府第的繁华和贵族奢糜的生活,一方面从精湛的石室建筑及其石刻艺术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石雕艺术三身的形象再现当时人们生活的优美画卷。
从北魏和东扫描石室石刻和造像碑石刻,我们可看到庑殿式的屋宇,直排的窗棂,婀娜多姿的仕女,舒袖宽怀羰坐的贵族,其线条的劲健流畅,繁简相间的勾形,生动地现现了当时国画的基本技法和表现风格,其笔调清雅而不俗,亲适而抒情。
魏晋以来,士大夫崇尚自然景致,旷达风流而不羁,这便促成了贵族府第后设园林景致的发展。从石刻的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聚石引泉,植林造景的意趣。
石刻艺术不仅是宗教精神的象征,也是各种社会生活的再现,因而事实上魏晋南北朝的石雕内容异常广泛。这也是由西北民族传入的域外文化因素,它们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人民的起居生活及其对室内空间陈设的处理。
这一时期的石雕艺术主流形成,皆由佛教艺术影响所致,这在石刻建筑艺术上反映得尤为充分。
建筑艺术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其中石雕的工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这在开凿大型石窟及其造像,以及精雕细琢的形象处理和装饰构图上,都有充分的表现。
一方面我们在太原天龙山等地的石窟外廊上,看到了石工以极其精湛的技艺塑造了仿木结构的石窟建筑形式,这种大型石刻建筑的大量出现,无疑为后世石刻建筑的广泛推行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目前我国中古以前的建筑多已不存,石窟寺留下当时标准的建筑样式,这更加难能可贵。
中国古典建筑的样式和装饰构件丰富多彩,这在石雕艺术中也有不同形式的反映。例如,南北朝建筑构件的形象,与汉相比就是一种更为柔和精丽的风格,柱础出现覆盆和莲瓣两种形式,柱式也风格各异,目的都是为了要增强观者视觉上的美感。同时,通过石雕形式的观察,我们也可体会到当时佛教造像与绘画在表现风格上的一致性。
装饰经纹样中的飞天主题是最令人神往的天使形象,风姿各异,飘逸活现,最能反映佛教精神的灵性。由鸟纹和繁花茂草装饰的龛楣,形同瑰丽的华冠。佛像背光的火焰纹,与端坐而威力无边的佛像形成观照。
二方连续的卷草纹,由汉代沿用到南北朝时期,但其构图已融入波斯风格,如以二组卷草相对列组合而成者就属其例。随同佛教艺术的东传,在北朝的石窟装饰艺术中,我们还可找到不少古印度、波斯和希腊装饰艺术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石雕艺术一个鉴定会前生气蓬勃的发展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即便是艺术服务于宗教,社会生活的烙印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佛教艺术的传入和盛行,为古典艺术的发展拓宽了无尽的表现空间,使中国古代艺术真正摆脱象征主义艺术的羁绊,走向现实主义。汉及其前代,中国古代雕刻缺乏抒情性和叙事性,直到佛教雕刻艺术的兴盛发达,它才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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