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规律
1、犯罪与阶级斗争紧密相连。这个时期我国政权刚刚建立，各种敌对势力仍为彻底消灭，在大陆还有大量残留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破坏活动，所以社会上的大量犯罪都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的手段，犯罪与阶级斗争的相关性极高。
2、国家暴力机器严厉打击，惩罚与控制犯罪的严厉程度和犯罪率成反比。客观上来讲，这个时期的犯罪率并没有改革开放以后的犯罪率高。
但是从犯罪的性质上来说，破坏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犯罪很多，所以危害性比一般的刑事犯罪更严重，刑罚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自然应对其进行严厉打击，以维护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政权。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犯罪现象的变化轨迹如下：
1、社会不公正造成的结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加剧使社会公正面临严重的挑战,甚至遭到了严重的侵蚀。
一是由于社会分配秩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混乱，通过非法手段猎取社会资源，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客观上造成大多数遵纪守法的“老实人”处于不公平的社会境地。这种现象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不仅会鼓励违规犯罪者更加肆无忌惮地违规犯罪。
而且还会促使守规者为获取公平待遇，求得心理平衡，加入违规犯罪者的行列。如此恶性循环，不仅会使社会公正遭到严重的践踏，而且必然促进违法犯罪现象上升。
二是由于社会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异步性，一些重要领域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一些部门、单位和个人凭借计划经济体制赋予的优势地位，特别是权力资源，在市场交换中获取高额的特别利益、垄断利益，成为规则不公平的最大受益者。
三是由于政府职能转换滞后和政府调控能力被削弱,利益冲突严重失控，因起点和规则不平等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未能通过宏观调控和二次分配得到弥补和校正。无力向贫困阶层提供起码的社会地位保障，另一方面对富裕阶层的高额收入又未能进行合理的调节。
甚至对非法暴利难以实施有效的惩治。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往往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片面地理解为先效率、后公平，仿佛实现公平只能是经济高度发达以后的事情。
因而有意无意地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睁只眼闭只眼，对其放任自流。社会不公正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存在的利益冲突，造成犯菲率上开。
2、社会“失范”造成的结果。
“失范”在当代中国社会表现为个体与社会联系的疏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建立的是一种刚性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大家只有单位不同的差别，而没有单位有无的问题。单位组织表现为工厂、林场、学校、供销社、公社、大队、生产队，等等。
由于单位社会中的人基本不.流动，因此这种关系能牵制人的行动，包括越轨与犯罪的行动，因而有很强的控制犯罪的作用。改革开放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刚性社会结构。在农村，社会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公社制改革。
公社制的改革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打破了农村社会的刚性结构，使农民流动成为现实。在城镇，国家通过放权让利、下放用人权，搞活了国有企业，对城镇中的刚性社会堡垒形成冲击，而“三资”企业、民营经济的兴起。
合同制在国有企业的广泛推行则对刚性社会结构予以更有力的冲击。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初步形成，标志着刚性社会在中国开始全面走向衰落。随着刚性社会结构的衰落，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工厂;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医院，人们对“单位”的依赖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降低。
对单位依赖程度的降低，相应地减弱了单位对人的控制。因此社会流动大大增加，社会边缘阶层和模糊身份者纷纷出现。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大大减弱，所以社会失范现象上升就成为必然的现象。
3、文化发展失衡造成的结果犯罪是人的行为。
而人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往往直接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文化与犯罪有着密切的联系。严景耀先生指出:“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异变。如果不懂得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换言之,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多元文化相互冲突的局面，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失衡。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外来文化大量涌进我国，由此出现了不同性质、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文化同时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
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固有差异，多元文化之间必然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与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的因素，对于我国的文化现代化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冲突必然导致本土文化的失衡和人们思想观念及社会心理的紊乱。
进而导致人们的行为异常。这是现阶段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化失衡首先表现为人们价值观念的迷乱和扭曲。重义轻利是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于纯化社会风气、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价值观念上则是以人本主义或者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重视并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它与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的价值观严重扭曲，个人主义思想无限膨胀，极端自私自利。
为了满足自己定的私利，不惜损害他人或者集体的利益，因而就走上犯罪道路。文化失衡还表现在人们的生活和消费观念的扭曲上。西方文化观念信仰“享乐主义”，宣扬和提倡“高消费”。在这种生活和消费观念的冲击下。
有些人一味崇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贪图享乐腐化，在个人收入不能满足其极度膨胀的物质欲望时,就以非法的甚至犯罪手段获取物质财富，从而走上犯罪道路，造成犯罪率上升。
4、消极社会心理造成的结果
在现代化进程中，新事物、新现实每时每刻都在对传统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有些社会成员不能适应这种冲击，很容易形成一些消极的社会心理，其中包括
(1)焦虑心理。因为国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一个较高的经济水准上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着示范效应，容易使中国很多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对现代化的高期待值。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高期待值难以兑现，这就难免使他们产生一种急躁不安的心理。
另外，社会控制的弱化，则使社会制度相应弱化与紊乱，社会成员的长期行为难以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保障。因此，社会焦虑便很容易形成，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有些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约束，导致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多。
(2)相对剥夺心理。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平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不满情绪却也多了起来。人们所感受到的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正在逐渐增多，相对剥夺心理较为严重，使有些人很容易以非法手段达到心理满足的目的，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规律：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政治发展，法律变化，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新的犯罪现象，因此，最主要的规律就是犯罪现象也是随着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