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宪法权利包括人权与公民权，人权的主体是人，公民权的主体是公民。宪法中的人权包括：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存权；作为人权核心的自由权；作为人权目标的人的尊严；作为人权保障的诉权。公民权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参与国事的权利，属于个人，但却针对国家公共生活，需要许多公民共同行动才能行使。人权是宪法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一个有公民身份的人所享有的生存权、自由权是作为“人”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享有的。 关键词 人权 公民权 宪法 宪法权利 在宪法权利的字里行间，有一个大写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自由的人，有尊严的人，而不是被奴役、被压迫的人。这个人不仅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有意志的自由，不仅活着，而且活得有尊严。这种“尊严”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恩赐，而是来自他（她）是一个“人”这一谁都不能改变的事实。为了防止外界侵犯其人权，他（她）愿意与其同类建立公民共同体以调整彼此的权利；为了防止这个共同体侵犯其人权，他（她）要求享有作为共同体成员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法权利作为个人的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二是作为公民共同体“成员”所享有的公民权。宪法固然是国家的根本法，但宪法也是关于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个人作为“人”或“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法，它调整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和保障的是“人”或“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 一、宪法中的人权 人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是“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1]]如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安全权、
财产权、诉权、信仰权、自由权以及人的尊严等等。“‘基本人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人格利益，是主体作为‘人’的在的
必要条件。主体所享有的其他性质的利益都必须要以‘基本人权’为前提。”[2]人权先于宪法而存在，宪法只是承认它，而不是产生它，宪法的目的是要求国家保护人的那些天赋的自然权利。不论宪法存在与否，这些天赋的人权都客观存在，不以宪法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它成为衡量恶宪与良宪的尺度。不论是否有国家，人都享有这些天然的人权，即使将来国家消亡，只要人类还存在，这些
天赋人权就将伴随着人类一直存在。从道德意义上说，人权是人超越于国家之“上”的权利，宪法只是将客观存在的人权进行了宣告，将存在于自然法中的人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使纳入宪法范畴的人权成为国家“中”的人权。人权虽然先于宪法而存在，但将人权宪法化却有重要的意义，它使人权具有了一种相对于国家而存在的特性。洛克最先提出的那种“人作为独立于任何组织之外的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即自然权利，之所以被纳入“宪法”权利，是“因为它体现着制约框架的一个方面，‘存在政治组织’这个简单的事实使得这种制约框架变得十分重要。”[3] 笔者认为，宪法中的人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次。 （一）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人至少必须活着，这就要求诸如生命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食物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这样的生存权。如果这种生存的含义多于兽类的生存，它就要求诸如健康保障和社会保障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要想得到关心和尊重，一个人首先必须被看作是人，是社会的一员。不受奴役、虐待和其他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对待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4、5条）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最低限度保障”。[4] 生命权是生存权以及一切权利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第一“人”权，没有生命就没有“人”，也就无所谓生存权及其它权利。生命权的基本性甚至可以扩展到所有动物乃至植物，从伦理道德上讲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生命权，这也是人类爱护动物、保护植物、追求生态平衡的原因，在这种敬畏生命的态度里，体现了人类对
自然法则的崇敬和尊重。但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权其主体却只限于人，人类将爱护动物、保护植物的行为纳入
法律关系的时候，是将动物、植物作为客体而不是作为主体去加以保护的，因此在法律意义上，人的生命权与动物的生命权有质的不同，人权意义上的生命权仅指“人”的生命权。 除了生命权外，生存权还包括维持生命及其生命质量的健康权、安全权，维持生存的财产权乃至现代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上帝吩咐人类生育繁衍，他自己就应该给予全体人类以一种利用食物、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权利——这些东西原料上帝已为他们作了那样丰富的供应——而不应该使他们的生存从属于一个人的意志”。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种生存的权利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剥夺，“上帝从来没有赐予过任何个人这样的统治权”，“对于那些不承认他的主权、不服从他的意志的其余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不给他们食物，而让他们饿死”。“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世界之后，这样对人类说过——即是，指示人类通过他的感觉和理性（正如上帝通过扎根在下等动物身上的感觉和本能来到达同一的目的那样）来利用那些可供生存所需的东西，和给予他‘自我保存’的手段”。[5]目前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农民权利问题、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矿难频发、假货泛滥问题等等之所以在全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的生存权，关系到人的最基本的温饱和健康的需要。民主国家有义务保障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存权，但在专制社会中，国家没有义务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存权，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基本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只有民众普遍地出现生存危机（如闹饥荒）时，国家才有义务救济。[6]而现代国家却有义务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使对那些犯了罪的人国家也不能弃之不顾。 劳动权虽然是后起的权利，但却挤身于宪法权利体系，因为劳动就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因而与生存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不否认有些人把劳动就业看作是一种精神享受，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职业是谋生和志趣的完美结合，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就业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是属于生存权而不是属于精神享受的范畴。现代社会的发展使生存的手段主要依赖于劳动就业权的实现，相形之下，传统社会中谋生的主要手段是财产权，如早期的宪法通常将“生命、自由、财产”三大权利并列，“人类对于万物的‘财产权’是基于他所具有的可以利用那些为他生存所必须，或对他的生存有用处之物的权利”，[7]土地、房屋、家禽等等成为当时人们谋生的主要保障。在现代宪法中，财产权在生存权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但较之过去已有下降的趋势，后起的劳动就业权成为更主要的谋生方式。同样，受教育权也是因为与生存权密切相关（而不是仅仅作为文化权利的一种）才上升成为宪法权利，在现代社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难实现其劳动权，受教育程度与就业机会往往成正比。这说明新时代赋予了生存权以新内容，将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存权的内容可能还会发生变化，如受教育权的重要性可能逐步上升，环境权等新权利可能挤身于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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