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汉学家艾约瑟总结的“古代中国四大发明”里，“造纸术”显然是非常耀眼的一项。当然，也是被许多“海外学者”至今质疑极多的一项：在中国发明造纸术之前，古埃及人早已发明的“莎草纸”，“发明造纸术”这个“荣誉”，还能放在中国人头上吗？
这事儿，就得先瞧瞧，这在今天许多“历史票友”间“圈粉”的“古埃及莎草纸”，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纸”。
莎草纸，起源于古埃及，今天已知的最早莎草纸文献，来自于古埃及第五王朝（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350）的阿布塞神庙。确实比中国造纸术“早两千多年”。而到了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年——公元前1788年）时，莎草纸已广泛应用于古埃及人“通信”“抄写文书”“礼赞神明”等书写活动中。在“中国造纸术”出现的西汉年间，同时代的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从“种植莎草”“制造莎草纸”到“收购销售莎草纸”，都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当时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里，也收藏着大量“莎草纸图书”。
甚至，同样是在中国两汉同时期，“莎草纸”的影响力，也几乎遍及整个西方世界。莎草纸被大量应用到古希腊、古罗马等各个地区，几乎风靡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罗马时代，以美国学者彼得洛斯基的形容说“从不列颠到两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都使用纸莎草纸”。今天发现的“纸莎草纸文献”，也包括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罗马文、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科普特文六种文字。以这个意义说，“莎草纸”不但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古老的“纸质书写媒介”，更是古埃及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那是不是说，作为“世界最早纸质书写媒介”的莎草纸，可以从中国手中抢走“发明造纸术”的“荣耀”呢？当然不能，因为别看是“纸质书写媒介”，但“莎草纸”哪怕比起汉代出现的“中国纸”，还是有本质不同。
中国的造纸术，今天公认起于西汉时期，而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中国造纸的原料变成了更低廉的树皮，工艺也更严格，需要“浸湿”“切碎”“蒸煮”“打浆”等11道工序。这样的工艺流程，也与近现代造纸工业一脉相承——甘肃武威东汉墓葬里出土的汉代“旱滩坡纸”，无论质地还是工艺，都与现代纸张十分近似。
那莎草纸呢？比起“汉朝纸”的严谨流程，莎草纸却是把纸莎草外皮剥去切成薄片，然后经过浸泡敲打晾晒，变成长48厘米宽43厘米的莎草纸。整个过程可谓简单粗暴，“汉代纸”制作工艺里的几个关键步骤，更是一样都没有。这样造出来的“纸”，只能是“纸质书写媒介”，距离真正的“纸”还差太远。
所以，尽管莎草纸诞生后的几千年里，其制作工艺也一代代成熟进步，更一度风靡西方世界。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一张“莎草纸”上能承载的字很少。且“莎草纸”的质地薄脆易碎，遇到潮湿天气还容易发霉变质。外加看似“廉价”的莎草纸，原材料产地却单一，其原料“纸莎草”只产在尼罗河流域。于是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羊皮纸就逐渐在欧洲取代了莎草纸，阿拉伯帝国建立后，同时代的“唐朝纸”也传遍中亚西亚各地，八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更正式立法：“必须用纸（中国纸）来书写”。
至此，风靡西方世界数百年的“莎草纸”，在亚欧各国都渐渐淡出。以阿拉伯典籍《书目大全》记载，哪怕在“莎草纸”的故乡埃及，随着“中国纸”的流行，当地居民也纷纷“填平用于种植纸莎草的池塘”，甚至“纸莎草种植和莎草纸生产都逐渐绝迹”，渐渐成了个“历史名词”。
而比起当年“莎草纸”风靡西方各国的历史来，“中国造纸术”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无疑更深远。
其实，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中国造纸术的发展，也并非原地踏步，相反历朝历代都发生变革。唐宋时代的纸张，特别是“高档纸张”，价格其实还很昂贵，大文豪欧阳修都曾感叹“学书费纸，尤胜饮酒费钱”。宋代官府的公文用纸，更是价格不菲，甚至还有人靠“卖官府废纸”赚钱。比如宋代文化名人苏舜钦与王象之，就都在“卖废纸”这事儿上栽了跟头，落得罢官甚至入狱。“卖废纸”都后果严重，可见“纸”的价值。
而发展到明清年间时，随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的更加成熟，纸的成本也更“亲民”：明清时代的中国造纸业，已经形成了多个产地，其浸解——洗涤——抄造——压榨——焙干的流程，几乎与现代造纸产业无二。纸的产量质量空前提高，明朝万历年间，2000张“抬连纸”的价格，只相当于一匹麻布，五十张上好“大呈文纸”价格，也不过能换一斤香油。明清时代繁荣的市民文化，火热的图书出版，都以这“亲民价”来助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