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辞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美谈：“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遗憾的是，这种不肯折腰拜迎长官的清高，也许仅仅是后人的美好想像。一个同学在讨论“怎样评价陶渊明的隐居”时，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陶渊明是个贪污犯。 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在担任彭泽令之前，陶渊明已经断断续续出仕了十三年，担任过江州祭酒、桓玄幕僚等职，对官场的应酬，包括拜迎长官，应该早已习惯。为什么这次就不肯拜迎了呢？而且，在魏晋时代，不肯折腰拜迎长官原本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情，但在他自己的诗文中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及呢？关于辞官原因，他自己的说法是：“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 复驾言兮焉求！”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丧：“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而汉晋惯例，可以为父母守丧而辞官（几年前，陶渊明本人也曾经因为母亲孟氏去世，居丧而辞官），从来没有为奔妹妹丧而辞官的。实际上，陶渊明也没有去武昌奔丧，而是直接回了庐山西南部的老家。何况，《归去来兮辞》中充盈的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一千六百年后仍然清晰可见，而丝毫不见丧妹的痛苦。那么，陶渊明到底为什么准备干一年却忽然连一天也等不及，星夜辞官了呢？让我们先比较一下陶渊明出仕，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吧。出仕前，他的生活十分困窘。《归去来兮辞序》中说：“余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而在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后，他的境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是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有车有船（“或命巾车，或棹孤舟”），而且还“童仆欢迎……有酒盈樽”；甚至，在归来最初的三年里，他躬耕、爬山、做诗、喝酒，颇感惬意，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如果不是四十四岁那年，一场大火将他的家焚毁一空，陶渊明绝对不会落到终年辛劳、难以糊口的地步。也就是说，短短的八十余天时间，陶渊明的家境由贫困走向了富裕，甚至积攒了足够后半生潇洒生活的费用。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仅仅靠一个区区彭泽令的俸禄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他也许有大量的不法收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督邮”，《辞海》的解释是：“官名，汉代各郡的重要官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用现代的话说，督邮是公检法的人。 于是，我们明白了，陶渊明有经济问题，最起码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他见督邮前来，大事不妙，便逃之夭夭。也就是说，彭泽辞职，或许是陶渊明畏罪潜逃。这样说，不够温柔敦厚，但也许更接近历史与生活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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