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什么时期，自由市场经济都是不可破坏的济世良方。”说这句话的人，是二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路德维希·艾哈德。德国战后的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什么时候让市场经济自由地发挥作用，经济就会稳定发展；什么时候政府企图不正当地干预、扰乱市场的运作，经济就会出现麻烦。
偷偷摸摸的自由市场
德国人狂妄地发动了战争，最后可耻地失败了，而德国经济也崩溃了。
德国的货币体系已经完全崩溃。官方发行的货币实际上已是一文不值，人们更愿意用香烟作为交易工具，香烟几乎可以买到一切。1947年，一条香烟就等于德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曾担任艾哈德经济顾问的瓦尔特·奥伊根曾回忆说，很多时候，你拿钱买农民的食品，农民根本就不理你。假如你生活在城市，需要食品，你最好把自己的家具打包运到某个农场，看看能不能换到土豆。
而错误的经济学观念，又使美英军事占领当局奉行了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盟军占领当局最高指挥官克莱将军的经济顾问们大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热衷于经济援助和宏观政策，却没有在西部德国发行一种健全的货币，又不许价格和工资自由浮动，以重建市场秩序。相反，他们企图通过无所不在的书面指令和指标分配来管理整个国家，奥伊根将其称之为“文牍战”。
货币和价格经济运转的两根支柱，但这两根支柱却没有及时地树立起来。结果是，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经济没有任何起色。到1947年1月，德国的生产水平仅为1936年的31%，2月再降为29%。德国人依然生活在颓垣败瓦下的地窖里，仅靠包括一年四只鸡蛋在内的食物配给糊口。
这时候，路德维希·艾哈德登场了。1948年起，他担任“统一经济区经济管理部”部长，此时快50岁了。他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战后曾担任过巴伐利亚工商部长。
艾哈德敲响了德国经济复苏的钟声时，那一天是1948年6月20日，星期六，德国人称它为“X日”，也就是新货币改革日。艾哈德在电台上宣布：将旧货币换成新货币，新货币叫“德国马克”。
对于这一改革，占领当局表示支持。不过，艾哈德的野心可不止此。他还要取消物价管制，让自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因为真正的货币只能在真正的市场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真正的市场不应当有价格控制和配给制。但对于自由市场，克莱将军的顾问们可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从来就不相信自由市场。
因此，艾哈德决定偷偷地干。在德国马克进入流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艾哈德趁盟军官员休息，通过电台擅自宣布取消绝大部分商品的配给制度，并放开工资和物价管制。他说：“从现在开始，唯一实行配给制的是德国马克。”
克莱将军从广播中听到消息后大怒，打电话给艾哈德，威胁要把他关进监狱，艾哈德回答说，“遵命，将军，你可以把我关进监狱，但你却没有办法把价格也关进监狱。”
社会市场经济
据说，克莱将军当时还对艾哈德说：“艾哈德教授，我的顾问们告诉我，你正在犯一个大错。”艾哈德说，“我的顾问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取消价格管制的最初，看起来确实像是铸成大错：价格飞涨，失业暴增，工会组织示威游行要求恢复配给制，并打出标语：绞死艾哈德。但斯大林却本能地意识到了艾哈德的新马克和自由市场的威力，他几天后就封锁了柏林。
而西德的市场经济在最初的阵痛后，迅速起飞。1949年，价格开始变得平稳。三年后，德国的国民生产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艾哈德又采取减免税收的措施。艾哈德坚信：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刺激个人的主动性，让更多的资源由个人支配，为此，他甚至提出了“免税图自强”的口号，废除了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时实行的高税率制度。
随后就是整个五十年代经济的突飞猛进。在总理阿登纳的支持下，老是雪茄不离口的艾哈德一直担任经济部长，成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1957年艾哈德60大寿之日，人们在经济部外排了十几小时的队，等着向艾哈德表达生日的祝福，商店还专门运来了名为“艾哈德教授”的雪茄。
艾哈德创建的体制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并被写入联邦德国宪法。1957年，艾哈德本人在事业的顶峰期写了一本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倾向：《来自竞争的繁荣》（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只有通过自由事后的竞争，才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在他看来，“社会市场经济”尽管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了一个形容词，但根本上还是市场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中，市场价格机制自发地调节经济活动，它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型的最完美的体现。因此，作为政府应放弃集中管理经济，恢复生产和消费的自由。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确实是“全民繁荣”，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不是政府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而是以自由经济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政府应尽量不干预市场活动，即使干预，也是为了鼓励竞争，打击垄断，创造一种竞争秩序。
背叛艾哈德
艾哈德自己曾对哈耶克解释说，他之所以使用“社会市场经济”一词，是为了让某些人更容易接受市场经济，但他的重点始终放在市场经济之上。在他主持德国经济期间，确实也是这样做的。艾哈德曾强烈反对高工资、高福利的经济主张，在他看来，北欧和西欧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福利国家主张是“现代的幻想”，不仅与经济自由不相容，而且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基础。他的结论是：经济政策的成就愈大，则社会福利政策的必要性愈小。
这似乎是当时德国人的共识。在50、60年代的德国，人们确实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意识地努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而同时期的其它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则热衷于政府干预和凯恩斯主义。这是德国能够迅速赶超这些国家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过，60年代后期以后，德国执政者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的”一面，结果，德国成了福利国家的“首席代表”。德国的社会福利费用支出，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比美国更是高出许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强，价格体系受到严重扰乱。工会权力急剧扩大，劳工成本急剧上升。自70年代以来，德国的结构性失业不断提高，从当时的0．7％提高到如今的8．5％。
前两年，有人曾津津乐道于所谓的“莱茵模式”。然而，这个模式下的德国，多年来，在欧洲经济增长率榜单上位居最后，在社会公共福利税排名表上却名列榜首，以至于施罗德不得不找妓女征税。与此交相辉映，德国的全球竞争力从70年代中期开始缓慢下降，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90年代以来，德国已经从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变成了“车尾”，德国经济不但没有成为欧元区增长的动力，反而成为了欧洲的问题。在信息技术浪潮中，德国公司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其实，德国人解决他们的麻烦的办法是现成的：重温艾哈德的思想和政策。不过，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没有那个政治家有这样的勇气，习惯了国家管制的民众，也不大容易接受自由市场观念了。因此，可以预计，德国将会继法国之后，成为推动欧盟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锋，与艾哈德、与自由市场愈行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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