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片战争之前和之后，林则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
在同代人，尤其是在同时代官员中,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的人,但他都难免存此误解,适足说明举国上下当时对“世界”的认识之肤浅。不过,林则徐毕竟识见过人,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因其“浑身裹缠”、“腿足裹缠”。在受命负责禁烟之初,他曾拟就给英国女王的照会,“理所当然”地声称:“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不过,他毕竟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对“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的状况大为焦虑,所以南下时就带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因此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己幕,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但在当时却饱受非议。因为那些人的职业如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在当时是为人不齿的卑微行当,社会地位极低;尤其是他们不是曾经学过“夷文”就是曾经“事夷”,在当时几被目为“汉奸”。堂堂钦差竟将这等人招入幕中,确难为世人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林则徐还直接与“夷人”打交道,1839年6月17日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卑治文(Brice，CalvinStuart)，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Robert)所编《华英字典》。这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使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Emericide)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的翻译。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开始放弃“天朝”规则即是“天下规则”而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意义确实重大。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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