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首先“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状态有了新的变化。从最初的“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进而“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认识到不清算旧的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不打开束缚人们几千年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促进全社会民众的觉醒，任何器物的改良和政治的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应运而生。有些急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五四运动前就向社会呼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 。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陈独秀于1915年9月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据此提出新人的六条标准：“(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进一步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成为五四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1919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明确宣布，北京大学“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一方针反映了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要求，受到启蒙者的欢迎，并且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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