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自救比求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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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救世到自救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救世的传统,那就是读了圣人之书,便可以做圣人之事,即治国平天下,到了五四时期,救国热情更是热情。知识分子想成为英雄,但毕竟不是凯撒。人生来具有对崇高的心理欲求,卑微与平庸会给人造成一种生存的窒息。但追求崇高往往给人带来不幸。因为知识者历来不屑于为农,他们的学问都是些以智役贱的玩意,是为统治者贡献的愚民毒物。中国知识者历来有精英的老传统。

  我们社会多的是对自由常识的捍卫,直面对常识性的制度罪恶的勇气、的, 知识分子除了在公共发言中坚守诚实言说外,到了应该从诸如“祖国”、“民族”和“文化”中回到“人本身”的时候了,把这些大字眼儿还原为“个体的人”,有一种对“人”的热情,以一种基督徒特有的悲悯,从关心苦难中个体生命进入文化探险,基督之“爱”和对这种爱的信仰,才是知识者做的。用独特而敏锐的洞见对具体问题作出分析,如果不把知识和道德勇气用在具体问题上,那就会有自由主义观念和所谓的宗教宽容在他们那里一遇到个人恩怨和帮派利益就成了学术口红,甚至成了自我表现的打人的棍子。胡适在“三论问题主义”中有这样一段话:“多研究写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打算那时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些话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如果从那时起,便有多一些冷静理性的思想界人士,用这种态度对待各种学说,迷信主义之风当不致于那样泛滥,中国需解决的问题当不致于越积越多。高谈主义的时代已去,主义断不可再迷信,当下更重要的是研究,解决一个一个的好似机问题。

参考资料:【文 化 论 谈】从救世到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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