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又称语体文、俗语,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它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那么白话文也就比口语更加书面化。古代的正统文体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
古代在东汉以前,使用竹简、丝帛等作为文书载体,必然要求文字简洁。 东汉改进了造纸术,使用纸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后,这些都为白话文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白话文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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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
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一言蔽之。
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
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
“现代白话文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
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
“‘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
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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