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谥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的成就】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重要的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与滁州的不解之缘】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文学名篇名扬天下 】
欧阳修知滁时，已在文学上卓有成就，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虽然做了官，并且在仕途上屡历坎坷，但始终未忘文学，写诗作文仍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在滁州时期，写出许多文字生动、情景交融的作品，其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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