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德国爆发了残酷的30年战争（1618~1648）。这次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德国的公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形成两个阵营，各自勾结国外势力，在德国的国土上烧杀掠夺。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人口减去1/3，城市萧条，田地荒芜，矿山损坏，工商业衰退。大小公侯们只靠着无止境地剥削农奴，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这种情形使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文学方面，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间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在这黯淡的时代里也消失了。市民出身的作家大都依附宫廷，为公侯们服务。一些所谓奖掖文化的宫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当时的宫廷一味模仿外国风尚，有的把法国作为榜样，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诗人们则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从事写作，作品内容贫乏，充满华丽的词藻、离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成为形式的游戏。但也有少数作家关怀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考虑祖国语言和文学的前途，在文学理论或实践上作出贡献。
奥皮茨（1597~1639）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诗人如彼特拉克、龙沙等向古代诗歌学习，提炼自己祖国的语言，写出格律谨严的民族诗歌，他认为德国的诗人也应该能够这样。他在他的《德国诗论》（1624）里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论述诗的原理和作用，区分文学的种类，提倡语言的纯洁性，探讨诗的格律。他制定抑扬格和扬抑格的规则，倡导十四行体和亚历山大体，对于德国诗歌格律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诗人弗莱明（1609~1640）和格吕菲乌斯（1616~1664）都能超越德国文艺界的狭窄范围，开辟诗的领域。前者远游俄国、波斯，扩大了眼界，后者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接触到当时欧洲哲学、科学、艺术的新成就。他们在奥皮茨的影响下，运用各种新诗体，写出反映时代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诗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祖国之泪》（1636）概括地叙述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最后他认为比死亡、瘟疫、火灾和饥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丧失了灵魂。这是德国17世纪诗歌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格吕菲乌斯也从事戏剧创作，他是德国第一个把市民生活写入悲剧的作家，但当时无人响应，德国市民悲剧真正的形成和发展，则有待于100多年以后的莱辛和席勒。
这些诗人都生活在17世纪前半期，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在提高德国语言、制定诗歌格律等方面有一定贡献，并为18世纪德国民族文学的形成作了一些准备。但是他们只向古希腊、罗马和外国学习，而轻视本国的民间文学，有些文学史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学者的诗”，并不完全恰当，但也有一定理由。
到了17世纪后半期，小说家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弗·封·格里美尔斯豪（1622？~1676）则和他们完全两样。他继承了16世纪民间故事书的传统，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下，从平民的立场出发，写出一系列小说，广泛地描绘了30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面貌。这套小说中以6卷的《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1668~1669）最为成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的小说都和《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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