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绰号为什么是“曾剃头”

如题所述


有位学者曾经写过一本书——《曾国藩正面与侧面》,算是对世人的一种提醒。曾国藩既有其圣人完美的一面,也有其可鄙的“阴暗面”。这正是湘军另一统帅胡林翼送给曾国藩的:“用霹雳表示菩萨心肠”。

众所周知,曾国藩最大的阴暗面就是他的屠城,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剃头的人”。但曾国藩毕竟是儒生,所以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常常对战争和屠杀感到悲伤。就像他在家里的信里说的,“哥哥领兵以杀人为生,在技能的选择上一直粗心大意”。

那么,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他们每次都要屠杀吗?

第一,信仰上的差异。

传统儒生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推崇“君、君、臣、父、子、子”的道德伦理,信奉孔子倡导的“仁、礼、智、诚、谦、俭、忠、孝、耻、勇”等伦理原则。但太平天国信奉的是崇拜上帝,追求人人平等。起义后攻城掠地,烧了夫子庙。其领导人洪秀全也自称“天王”。

正是因为信仰上的巨大差异,曾国藩站在道德制高点,发表了《讨粤匪檄》,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众生之毒”,“中国几千年的礼教诗书,一度被一扫而空。这不是我大清唯一的奇变,而是名教开放以来的奇变。我处孔孟痛哭于酒泉”。

第二,战场上的敌人,

在湘军与太平军多次交手的过程中,多败少胜,总是让军队付出代价。曾国藩看到身边的爱人在战场上死去,悲痛欲绝。比如湘军第一猛将塔齐布,在九江之战中战死;湘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罗泽南,在攻打武昌时中弹受伤而死。

尤其是1858年的“三江源之战”,湘军大败,6000湘军前线部队全军覆没,湘军提督李战死。更让曾国藩伤心的是,他的弟弟曾国华也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死后连他的头颅都没有找到。

这些民族仇恨和家族世仇交织在一起,使得曾国藩对太平军的仇恨与日俱增。于是,曾国藩每次打胜仗,攻占理想城,就命令部下屠城。

曾国藩三次催促弟弟屠城。

1.九江之战,

咸丰八年三月,湘军攻破太平军占据的九江城。曾国藩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写信给他的九弟曾国荃说:“我很高兴地得知九江已经收复。只求全城屠城,不让一个漏网之鱼。”

第二,安庆之战,

咸丰十一年九月五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终于攻占了被围困两年的安庆。曾国藩上书说:“二十九日三垒出,尽杀”,“初一日,尽平,贼八千”,以及“安庆得以收复,城贼尽杀,无一逃脱,差矣。”

感觉曾国荃太残忍了,屠杀了这座城市,他无法忍受,他的良心过不去。曾国藩写了一封信鼓励他说:“他既然带兵,就决心杀贼。他为什么要后悔杀了更多的人?这个贼杀了很多人,还毒死了南姬。天父之教,田言与田豫之官,孔_虽生于今日,无不杀灭之理,多杀不后悔。”曾国藩以孔子、尧舜、周人为例,认为如果这些圣人在世,也会这样做。

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下令:“兵将三日需求量大。”于是,湘军将士公然抢劫奸淫,见人就杀,杀死安庆百姓4万余人,安庆成为

安庆之战后,朝廷嘉奖他的功绩,曾国荃加了政治使节的头衔,身穿黄马褂,被封为“魏勇巴图鲁”。曾国藩以太保太子的头衔,受命监管四省军务,牵制四省督抚和市镇。面对突如其来的恩宠,曾国藩再一次惶恐不安,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一门之内,兄弟四人当日都很和善,惊喜之余又深感惶恐。”

第三,破天京。

同治三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曾国藩强调“宁可多杀一城,不可假仁厚,不可误国”,于是曾国荃纵兵烧杀抢掠7天7夜,血洗全城。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悲壮地写道:城破之后,整个金陵城“被残垣断壁封锁,臭气熏天”。城里女人的命运就更惨了。“对妇女的肆意虐待使哀号之声难以忍受。没有四十岁以下的女人。”

曾国藩纵容手下将士屠城,造成众多平民伤亡,所以南京称曾国藩为“一次剃头”,曾国荃为“一次屠城”。论功行赏,曾国荃因功行赏太子少尉,授一等魏一博,赐目华灵;曾国藩被封为太保亲王,一级侯爵,世袭顶替,佩戴双眸华凌。不得不说,曾氏兄弟的功名利禄,是由无数的尸体和鲜血换来的。

古往今来,杀人屠城都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主要责任人大多很难有好下场。比如长平之战,田雷一夜之间杀了四十万赵姜国,最后立下大功的高震,他自己也被秦赐死;项羽秦国二十多万士兵在新安城南一夜之间被杀。最后项羽不得人心,战败,自刎乌江。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因为砍杀数百名匈奴士兵而被终身禁赛,最后愤而自尽。

曾国藩再聪明,也知道屠城是天不允许的,高震贡献的真相;要“寻其所缺,惜其所福”,或许就能避免大祸临头。于是在同年8月,曾国藩主动要求慈禧太后裁撤湘军精锐2.5万人,并劝其弟养病、避难。

就这样,曾家兄弟躲过了“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继续为清廷效力。

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后,曾国藩继续讨慈禧欢心,追剿捻军,赞助洋务,出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五营殿大学士,并被授予一等义勇侯称号。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病逝,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他追赠太傅,谥号“郑文”,在京城拜赵衷、献良寺,朝廷闻讯,休学三日。

曾国荃也赢得了朝廷的重用。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礼部尚书、两江总督、通商大臣。光绪十六年,病逝,享年66岁,谥号“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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