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5
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878744.html莺歌燕舞 西湖春色天堂景
万紫千红 风流太守花间客
——白居易七律诗《钱塘湖春行》赏析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新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剌史的,而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剌史,所以这首《钱塘湖春行》应当写于长庆三、四年间的春天。钱塘湖是西湖的别名。
中国历史上,在天堂杭州当剌史的可以说是不乏名人,不过,最有名的要算是唐朝和宋朝的两位大文豪白居易和苏东坡了。他们不但在杭州任上留下了叫后人缅怀的政绩,而且也流传下来许多描写杭州及其西湖美景的诗词文章与传闻轶事,所以又有人们称他们为“风流太守”。白居易的七律《钱塘湖春行》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篇,这首诗不但描绘了西湖旖旎骀荡的春光,以及世间万物在春色的沐浴下的勃勃生机,而且将诗人本身陶醉在这良辰美景中的心态合盘托出,使人在欣赏了西湖的醉人风光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被作者那对春天、对生命的满腔热情所感染和打动了。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诗歌的第一句是地点,第二句是远景。孤山坐落在西湖的后湖与外湖之间,峰峦叠翠,上有孤山寺,登山观景,美不胜收。贾亭,又叫贾公亭,据《唐语林》卷六载,贞元中,贾全任杭州剌史时,曾在西湖造亭,杭人称其为贾公亭,未五六十年后废。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从公元780年到805年。白居易写此诗时,其亭尚在,也算是西湖的一处名胜。白居易一开始来到了孤山寺的北面,贾公亭的西畔,放眼望去,只见春水荡漾,云幕低垂,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初平”所表达的是白居易对春日里西湖的一种特有的感受。由于连绵不断的春雨,使得如今的湖面看上去比起冬日来上升了不少,似乎眼看着就要与视线持平了,这种水面与视线持平的感觉只有人面对广大的水域才可能有的感觉,也是一个对西湖有着深刻了解和喜爱的人才能写出的感受。此刻,脚下平静的水面与天上低垂的云幕构成了一副宁静的水墨西湖图,而正当诗人默默地观赏西湖那静如处子的神韵时,耳边却传来了阵阵清脆的鸟鸣声,打破了他的沉思,于是他把视线从水云交界处收了回来,从而发现了自己实际上是早已置身于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世界中了。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乳燕啄新泥。乱花渐欲迷人眼,野草才能没马蹄。”这四句是白居易此诗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最为抢眼的句子,同时也是白诗描写春光特别是描写西湖春光的点睛之笔。几处,是好几处,甚至也可以是多处的意思。用“早”来形容黄莺,体现了白居易对这些充满生机的小生命的由衷的喜爱:树上的黄莺一大早就忙着抢占最先见到阳光的“暖树”,生怕一会儿就会赶不上了。一个“争”字,让人感到春光的难得与宝贵。而不知是谁家檐下的燕子,此时也正忙个不停地衔泥做窝,用一个“啄”字,来描写燕子那忙碌而兴奋的神情,似乎把小燕子也写活了。这两句着意描绘出莺莺燕燕的动态,从而使得全诗洋溢着春的活力与生机。黄莺是公认的春天歌唱家,听着她们那婉转的歌喉,使人感到春天的妩媚;燕子是候鸟,她们随着春天一起回到了家乡,忙着重建家园,迎接崭新的生活,看着她们飞进飞出地搭窝,使人们倍加感到生命的美好。
在对天空中的小鸟进行了形象的拟人化描写之后,白居易又把视线转向了脚下的植被,“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也是一联极富情感色彩与生命活力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了白居易对描写对象的细致观察以及准确把握其特征的能力。花而言其乱,乃至要乱得迷了赏花人的目光,在旁人的诗句中,很少有这种写法,而这种独到的感受,却正是白居易在欣赏西湖景色时切身的体验,五颜六色的鲜花,漫山野地开放,在湖光山色的映衬下,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使得白居易简直不知把视线投向哪里才好,也无从分辨出个高下优劣来,只觉得眼也花了,神也迷了,真是美不胜收,应接不暇呀。“乱花渐欲迷人眼”一句是驻足细看,而“浅草才能没马蹄”,则已经是骑马踏青了,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西子湖畔,与二三友人,信马由缰,自由自在地游山逛景,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呀,马儿似乎也体会到了背上主人那轻松闲逸的兴致,便不紧不慢地,踩着那青青的草地,踏上那长长的白堤。诗人在指点湖山、流连光景的不经意间,偶然瞥到了,马蹄在草地上亦起亦落、时隐时现的情景,觉得分外有趣,忍不住将其写入了诗中,没想到就是这随意的一笔,却为全诗增添了多少活泼情趣和雅致闲情。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曾说过,“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的景象是不可能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或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恰恰说明了这一美学欣赏真理。因为西湖的景色再美,也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在白居易的眼中,它无疑是天下最美的景致,因为他不但善于观察,而且更善于发现和体验。我们现在每每有逛景不如听景的体会,或是听朋友介绍,或是在影视风光片中,听说和看到名胜山水美不胜收,心中不由得生起无限向往之情,可是往往一旦身临其境,面对真山真水,却反而觉得远没有预期的那样动人美丽。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带着一种发现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山水,而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过高的甚至是带有几分挑剔的眼光去游山玩水的原因呀。试想古往今来,西湖向人们展示了多少次美妙的春光?而又有多少人见证了西子湖的春色?可是到头来,我们仍然只能吟诵几位大诗家不多的几首作品,莫不是西湖只有等到像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光临的时候,才像孔雀开屏般地展现她那惊人的美艳?西湖的鸟儿,只有到了大诗人白居易面前,才“争暖树”、“啄春泥”不成?其实不论何时何地,西湖都是最美的,我们不是也知道这样的名句吗:“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白居易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副难得的美学家的欣赏眼光,才能在无数西湖的游客中,独具慧眼地发现它的动人之处,才能真正享受到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这一人间天堂。白居易并没有看到很多的“早莺”和“新燕”,只有“几处”、只见“谁家”而已,要是我们,说不定还会因为没有到“处处”闻莺、“家家”有燕的时节,而感到遗憾,心想要是再晚来十天半个月就好了。可是白居易却不这样认为,少有少的好处,正因为少,才是“早莺”,才是“新燕”,才有一种感知春天到来的喜悦,如果诗人没有一种年轻的心态和热爱生命与春天的胸怀,恐怕就不会被这为数不多的报春者所打动,所陶醉,而欣然写下这动人的诗篇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闻花花香,见草草美,为四处点缀的各色野花而心乱神迷,为没过马蹄的草地而唏嘘感叹了。仔细想一想,没过马蹄的草地其实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观赏这样的草坪根本用不着在春天赶到西子湖畔,在我们的街头绿地就可以了,不过,横在我们与草坪之间的恐怕有一块醒目的标牌:“请勿践踏草地”,于是,一切与自然的拉近,也就在刹那间,变成了一句严肃的警告,而今天都市里的人们对自然景观而非人造景观的漠视或无动于衷也就情有可原了。
不过,白居易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双发现美、发现春天的眼睛,所以他会在西湖美景中,不能自已,乃至流连忘返:“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沙堤,即白堤,又称沙堤或断桥堤,西湖三面环山,白堤中贯,在湖东一带,总揽全湖之胜。而白居易任杭州剌史时,也确曾修堤蓄水,灌溉民田,不过其堤在钱塘门之北,可是后人多误以白堤为白氏所修之堤了。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钱塘湖春行》的优美诗歌来。
事实上,白居易在这首诗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于春天或美好事物的敏锐观察与体验,在许多古代诗人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像白居易一样,在春天刚刚来到人间时,就已经欣喜地发现,并为之感动不已,激起他们创作的欲望,写下动人的诗篇,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美学享受。像白居易那样,并不会因为只有几只黄莺在树上啼唱,只有几家房檐下燕子在搭窝而感到遗憾,反而会因此感觉到春天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而感到欣喜异常,从而写出“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乳燕啄新泥”这样动人的诗句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韩愈就有一篇描写早春的名诗,同样不是歌颂春光烂漫时的美景,而是为人们展示出一种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景象。诗的名字叫《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韩愈一共写了两首,我们不妨向大家介绍第一首: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首诗是写给他的朋友水部员外郎张籍的,张籍在兄弟中排行十八,所以被称为“张十八”,这种称呼在唐代十分流行。大家熟悉的有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更是家喻户晓了。韩愈这首诗最绝妙的一笔就是第二句,“草色遥看近却无”了,试想在北方的早春时节,春寒料峭,在常人眼里,哪有一丝春的气息。可是一场无声的春雨过后,一切就不一样了,大地上,草儿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地面,冒出了纤细的嫩芽,虽然它们是那样的不起眼,甚至连你弯下腰去仔细地观察时,都无法看到生命的绿色,但是,韩愈却捕捉到了这最早的报春者的形象,它们不是天上翻飞的柳絮,也不是树上闹眼的桃花,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草,那样的不事张扬,却又齐心合力,大家一起冒出头来,使人们远远地望去,可以看出那一片充满生机的漫山遍野的绿色,这是一种多么激动人心的无处不在的春色呀!韩愈为之深有感触,所以他忍不住告诉朋友,这才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景色,也是一年中最可珍惜的时光呀,比起春色满园、烟花似锦来,更有一番动人的风韵与景致呀。这就是一年之际在于春,而最美好的春光却是在早春的道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吟出“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6-03-10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