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斧、钺、锤的实战使用
斧、钺、锤应该是我国最为古老的武器了。旧石器时代使用的砍砸器其实便是斧钺的祖先，而石球和木棒则是锤的祖先。至新石器时代，石斧产生，而在石斧的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种我国特有的斧类兵器——钺便出现了。钺与现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手斧不太相同，钺的刃非常平整而轻薄。在同样重量下，钺的斧刃面积远远大于石斧，它相对于石斧，材质更为精良，工艺也更为考究。因此《说文解字》中称：“大者为钺， 小者为斧。”其实，钺就是一种放大的斧， 但是钺同斧又有些不同，其装柄方式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镶嵌法的技术，利用筋绳将宽大而轻薄的钺面固定在留有凹槽的木柄之中，便形成了钺最原始的形态。
在中国兵器中，钺和斧是分不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们统称为斧钺。钺又称“戉”， 汉《释名·释兵》曰：“戉，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可见钺在战阵中多用于突破之用。《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后，武王攻占朝歌，到了纣王宫内，此时纣王和他的嫔妃已死，武王命人用黄钺斩纣王头，用玄钺斩其嬖妾头。次日除道、脩社，周公旦执大钺，毕公执小钺，分左右侍卫武王。在这里，钺既是刑具，也是护卫兵器、仪仗器。可见在商代早期用于实战的斧钺，在商代末期便已经逐渐转变为礼器和刑具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商之后的周不重视钺。《尚书·顾命》云：“一人冕，执刘（即斧） 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这是钺用作仪仗器的记载。《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而黄钺在这里则是王权的象征。此外，天子还可以将钺赐予诸侯，以表示授予杀伐权力。
《礼记·王制》说：“赐斧钺，然后杀。”陕西宝鸡出土的虢季子白盘，体形硕大，盘心铸有111 字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当时的天子周宣王“赐用钺，用征蛮方”。君王诏令将军出征前， 要在太庙授钺，《淮南子·兵略》描述为其过程是：“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庙门，西面而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可见仍以钺代表专杀之戚、用兵之权。直到战国时，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出土之钺的铭文中还说“天子建邦”，作此“以警厥众”。钺之尊贵尤为世人钦重。时代更晚的汉代也持这种看法，并将它用于仪仗。
《续汉书·舆服志》说：“（乘舆大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钺即黄钺车，也就是在车上立大钺，它是皇帝卤簿中的后从之车。而县令以上公卿以下者出行时则以斧车为前导。斧虽比钺小，但斧车之状当与黄钺车相去不远。在汉代的沂南画像石及四川成都、德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砖上都能看到这种车。辽宁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壁画中也有载斧之车，其斧特别大，有学者认为它就是黄钺车。《后汉书·郭躬传》载：“永平中，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彭在别屯，而辄以法斩人……帝曰：‘军征，校尉一统于督，彭既无斧钺，可得专杀人乎？’”不过这里所谓“既无斧钺”云云，只是在援引典故，因为“命将授钺”的做法汉代已经不再当成制度执行了。
斧钺用作刑具的时间很早。商代金文中就有用钺砍杀人头的形象，《国语·鲁语》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的语句，便是斧钺用作刑具的证据。汉代也继承了这点，一般以斧钺为刑具。孝堂山画像石的战争场面中，于对立两钺的兵器架上悬人头，即表示用它行刑之意。斧钺不仅用于断头，而且用于腰斩。《墨子·鲁问篇》：“斧钺钩腰， 直兵当心。”腰斩时以椹质承斧钺。《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何休注：“斧质，腰斩之罪。”所以汉代记述中凡提到斧质，总是和腰斩相联系。《汉书·英布传》说的“伏斧质淮南市”，《王传》说的“已解衣伏质”，均是此意。斧钺用作刑具，一方面是尊崇传统，另一方面是其工具属性的必然结果。在青铜时代，厚实而坚固的斧钺，更适合处刑犯人，而不必担心会因为使用过多而导致武器损坏，这也是其作为刑具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人在很早以前，便对武器重量在行军后勤方面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轻量化的戈在商周中原民族战争中成了当之无愧的主角，而在上古便诞生的斧钺就此沉沦，不再作为主要的格斗武器出现，而转为权力标志及专用的工具。
在后世的战争中，因盔甲技术的进步，斧钺这种重型武器依然有着一定的用武之地。在唐代，斧钺仍作为重步兵的格斗兵器而广泛出现于壁画中。同时因为重量因素，斧钺对使用者力量要求较高，这也限制了其在战阵普通士兵中的普及度。在宋代的应用中，斧钺也多为守城战中使用。因此在实际战争中，斧钺更多是以用于防御的专门兵器的姿态出现，而在火器大规模装备后，其价值便彻底地消失了。
先前我们说到锤与棍棒之间的联系，也提到锥在古代被统称为“椎”。“锥形木棒”是“椎”的本义，也是其原始形态，在西周和之后的春秋及战国时代，它便有了新的发展变化。长杆的“椎”在与钝刃结合后逐渐演变为殳及后世的棒类武器，而在宋代又演变出诸多形制，之后明代的刀棒或大棒也属此类。另外，短柄的“椎”则演变为后世的锤、骨朵等武器。在战国时期，锤并不常用于战阵，但是却有诸多使用记录，笔者便将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记载如下。
其一，窃符救赵。
《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利用屠户朱亥，用铁锤诛杀了晋鄙，方才取得了军权救援赵国。“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至邺， 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吾今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
其二，锤击秦始皇。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灭韩，韩人张良为韩报秦仇，悉以家财求客刺秦始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可见当时锤这种武器比较沉重，可以挥击也可以投掷，都是非身强力壮的勇士不能使用。不过因为杀伤威力过剩，直到隋唐之前，锤并不运用于军中为制式武器。但是在唐代，《唐律疏议》记载的“狱官令”中则出现了类似于带头短棒的刑具。而在五代时期，因盔甲技术的升级，同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打击类武器开始大行其道。最早出现“骨朵”记载的是宋代宰相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蒺藜、蒜头骨朵二色， 以铁若木为大首。迹其意，本为胍肫。胍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胍而大，后人语讹，以胍为骨，以肫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羔首，俗亦随宜呼之）。”
从史籍和考古资料来看，两宋时期，不单是宋朝，辽、金、西夏也都使用这种兵器，因为它本来就是草原牧猎民族自上古便常见的格斗兵器，最适合骑马作战。同时骨朵也常作仪卫兵器使用。《宋史·仪卫志》：“凡皇仪司随驾人数，崇政殿只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人，执檠骨朵，充禁卫。”河南禹州白沙北宋1 号墓，以及内蒙古、辽宁或其他地区的辽、西夏、金墓壁画中，也都有手执骨朵的仪卫形象。在战场上，锤虽非制式兵器，但作为杂式武装，也多有士兵和将领使用。如《宋史·岳飞传附子云传》中记载：“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这段记载在后世也被小说、戏曲等采用并有诸多改编，如著名京剧《八大锤》等。
宋、辽以后的蒙元，锤、骨朵是骑兵擅用的兵器，近战肉搏，得心应手。此时锤的形状多为瓜形，六棱或八棱。明清两代仍沿用元代的瓜锤，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同时也把它作仪仗使用，装长柄，锤首鎏金鋈银，称之为“立瓜”或“卧瓜”。
除了用于普通肉搏外，就如《史记》记载的两个故事一样，锤还可以用于投掷，因此也派生出一个变型。这种锤形状呈球形或方体，与骨朵大同小异，但没有装木柄的銎孔，而在球体的顶端或方体的一侧铸有半环形钮。通过环钮系上绳索，投掷击杀敌人，时人形象地称之为“流星锤”，也叫作“飞锤”。流星锤一般多作暗器使用，对于战国时代只能掷出无法收回的缺点，也通过增加绳索进行改进。
明天启年间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军资乘·器械三》中记载了其使用方法：“锤有二，前者为之正锤，后面手中提者为之救命锤。”意思是使用时， 前面的锤用于击敌，后面的锤则用于防备。前一击不中，便用后面的锤以防不测。这种流星锤在先秦的鄂尔多斯草原牧猎兵器中也可以见到，有的呈球形，外面突出乳丁，有的作多面体，还有的呈秤砣状。不论其形状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个鼻钮。它们既可以穿上绳索作流星锤使用，还可系短索，索上之后再接短柄，作链锤使用，若甩动起来，其击打力度比普通骨朵更强。元朝的蒙古骑兵也使用这种链锤，锤的形状多呈六角形。而在明代火器普及后，锤的作用和大多数的打击兵器一样日渐式微，尽管清代仍有使用，但多是充作表演或者礼仪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