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请问中西方文化有何差异呢？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记得我一个同事说过一句摘抄的话，大致意思是：
中国的小孩是聪明型的，而美国的小孩是智慧型的。

《读者》里有一篇关于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经历的文章，其中这个中国人的小孩（忘记是几岁了，但肯定不超过10岁）在国内学习国画，有一定的水平，这小孩画的山水画在美国人看来是大师级的人物。而这个孩子到了美国继续学习绘画时，却无法跟着美国的老师学习，因为“老师什么也不教，让孩子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而且“不管画的如何，都称赞好”。
这篇文章中还描述了中国一群小孩在美国学习画画的一个故事。老师让所有孩子随意画，可是中国小孩开始都没有动笔，而是互相观望，看他人在画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主题，最后所有孩子都画了教室中的一棵圣诞树。

也许我回答的文不对题，但从这点小事中还是不难看出中美文化、教育、思维、创造性等方面的差异（在某方面还存在差距）。

引用他人的一些文章资料：
有一则趣谈:一所国际公寓闹火灾,里面住有犹太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犹太人急急忙忙先搬出的是他的保险箱,法国人先拖出的是他的情人,美国人则先抱出他的妻子,而中国人则先背出的是他的老母.这一趣谈反映了一个事实: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趣向.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部分,因此也称之为硬文化.相对来说,精神文化就是软文化,而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硬文化的差异一目了然,但处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则须进一步辩证分析.中西方软文化的不同决定硬文化的差异,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正在于此——即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
一,中西方启蒙教育的认知方式不同
东西方民族各自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结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不同,反映在思维,认识方式和风格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民族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则以直观综合为基本特征.中西方不同的认识方式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理论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
西方重唯理,思辩,中方重经验,直觉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辩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
西方的细节分析与中方的整体综合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可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突出地位,而这种整体综合观在考察事物时,通常忽略细节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关于对象模糊整体的图景.
二,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着眼点与执著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问题,人们立足于现实人生,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中国的哲学无论儒,道,佛学都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学求作为,道学求长生,佛学求悟觉.儒学以孔子思想为正宗,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者为"仁" 孔子曰:"仁者爱人!"可见是怎样做人的学问,兴趣在阐发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修身养性的目的即实现自己的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纯科学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成为多数人不屑选择的行为和兴趣.
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有着自己的执著.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共呼吸的和谐状态.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大地之中,中国文化自始即重农,"四民之中,士之下即为农","民以食为天"即缘由于此.道家思想更是要人们对人生留恋和在大自然中寻求到生命慰籍的杰作.
西方古代科学寓于对自然的探索之中,因此西方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一些名垂千古的专业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天人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应征服,控制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敌对力量.荷马史诗纯以海外遇险,征服自然为题材,他们的游戏都是在大自然的风浪中锻炼成长的人物.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第一,中西方人生价值取向不同
儒家给中国人提供的价值观念,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持下,逐步转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作为2000余年来的中国文化的一根精神支柱的这种人生信念,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在现世的作为之中,一个人在社会越有作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义的积极入世思想.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为最大者莫过于实现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统治着千百万中国文人碌碌无为的一生.受这种一元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多数人不愿问津自然科学,致使科学被困于萌芽状态.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政治权术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幻莫测而实质又超稳固的政治,文化模式.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产生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浪,于是道教,佛教随之兴起,贪生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第二,西方的个人本位和中方的家族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督教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 "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第三,西方讲功利,时效,中方讲伦理,道德
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比较重功利和实效,善于算经济帐.例如:在一个大公司,如果每人节约几秒,加起来可节约几个人的时间,可少雇几个职员,减少多少开支.又如:一个人在写字,圆珠笔的笔尖向外放还是向内放比较节约拿笔写字的时间,怎么放的状态最有效等.
中国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的农业社会,自然科学不发达,着重于人伦关系的调节.礼义规范高于一切,"义","利"之辩的结果使价值观念产生偏差,提倡人为了符合某种礼义规范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重义轻利"被视为高风亮节,品格高尚.更有甚者,到了"文革"期间,"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对外中国只考虑政治影响,不顾及经济效益。

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yueyoulei/blog/item/ac95c400cec93c12728b65d1.html

Answer 2

简单的说，西方文化注重概念和存在（西方哲学的核心，同时也是科学的核心）。
东方文化（包括中华文明最高成就的易文化，及印度文明最高成就的佛学）并不注重概念和存在，并认为，这个东西，有价值，但没有根本价值，从这点来说，东方文化在整体的架构上，更为自足，自洽，自备。说白了，也就是境界更高，更关注根本面的问题及相关的解决方法。

西方文化由于注重概念和存在，所以，有着极强的一元论，决定论等特点，所以，对于物质研究有其长处。

而东方文化呢，将整个物质和精神层面统一研究。
说白了，西方哲学是将世界当个死物来研究，东方是当个活物来交流。

Answer 3

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
卓新平

参考资料：http://cclw.net/gospel/explore/jdjdzgxdh~.html#3

Answer 4

西方民主在全球遭遇挫折

“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一本书而得名。在这本16年前出版的书中，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不过，世事无常，进入新世纪以来，亨氏所说的历时近30年的“民主化浪潮”却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随着“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上世纪90年代，“第三波”首先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衰退与危机。俄罗斯的GDP在几年内竟然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这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在无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出现的最大经济社会衰退。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灾难性的危机之后，顽强地寻求新的出路，终于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打击寡头，重振经济，集中权力，关注民生，重新团结起来，走出了危机。自诩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对此显得很不自在，国务卿赖斯指责“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倒退，杜马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倒退”挽救了一个陷于灾难的民族，而之所以陷入灾难却是因为接受了“国际标准”，听信了“普世价值”。
“9·11”之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6年来布什总统及其美国政府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可谓不遗余力，但是，除了把阿富汗、伊拉克炸得满目疮痍之外，“民主”究竟在哪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亦步亦趋，但是结果是8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纪之交，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国家里，“左派”纷纷上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路线，力图走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那种实际上是“泛西方民主化”的“第三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魅力。随着所谓“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及至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这当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即使是在韩国这样的曾经被西方舆论视为“民主转型”模范生的国家，如今也出现过对20年来政治进程的回潮。韩国大选前我的一个从前的韩国学生来中国，一见到我，他就谈论起韩国社情民意的变化。他说，现在韩国有一种很强的舆论：看看中国吧！中国正在崛起；看看韩国吧！韩国落后了；为什么？路子不对！怎么办？改变政权吧！韩国社会的这种舆论，反映的不仅是一场选举中的论调，它更包含着对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反思。
亨廷顿所描述的那种以言论讨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西方以外越来越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遭遇了“阶段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有些“文不对题”。
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对民主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三个因素：一是国情，即这个国家的自然、经济禀赋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二是发展的阶段，即这个国家当下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三是国际环境。其中，发展的阶段性对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说民主形势是最重要的。这一认识，应当说是中国民主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一个理论成果。
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行不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不能满足许多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亦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但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关系问题，即限制社会的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
但是，以限制公权、满足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的任务无一不是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富强，而且，这一历史任务是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产背景下加以实现，这又大大地加剧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

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

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体来说，它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正像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纲领“五条誓文”中所言：“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迟到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具有保护和实现人民权利的功能，正是现代化动员所必需的。然而，仅有保护权利的政治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成功实现现代化，其政体还必须在实现社会动员的同时，具有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不能同时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就不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体。
按照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衡量西方的民主政体，应当说，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化水平并不高，它的重点是保护公民私有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但却不利于集中民力、民智。从“第三波”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看，西方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变得虚弱不堪。这表明西方民主政体不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双重需要的民主政体。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民主政体，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政体。

民主并未死亡，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

“第三波”退去，民主并未死亡，相反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在伊斯兰世界，民主仍在向前发展。伊朗的实践和民主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亨廷顿也承认：在波斯湾，伊朗是“最民主的国家”。这大概是因为伊朗存在着竞争性选举，而这正是西方民主标准中的基本要素。然而，伊朗的民主并非西方民主的“拷贝”而是具有浓郁的伊斯兰特色。伊朗的政治体制渗透了伊斯兰的团结、平等精神，体现了伊斯兰的信仰价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伊朗选举制度中的资格审查制度，是维护处于西方强大压力下的伊朗社会独立自主地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俄罗斯在摆脱了深重的经济危机后，重新探索自己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给俄罗斯人上了难忘的一课：个人权利登堂入室，国家主权晦暗不明。在暗淡的主权之下，人权显出了无比的苍白。俄罗斯人深刻地理解了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一种新的俄罗斯民主理论——主权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它的核心是寻求一种能够把强大国家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的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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