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是苏轼签判凤翔时结交的朋友。
当时任商州令，他性格狂放，胆大敢为，而又志向高远，很投合东坡的脾胃，两人有过一段同游同饮的好日子。
元祐年间，东坡知贡举，阴错阳差的，取了章的儿子章援为第一名，这样，他和章家又多了一层关系。
但谁也想不到，苏轼的后半生，章惇竟然成了他的噩梦。
这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章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
政治斗争没有不残酷的，即使是在文质彬彬的北宋。
章惇在政坛几起几落，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一朝得势，整起人来也是不要命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要说在政见上积怨之深，章哪里比得上王安石？可是王、苏虽系政敌，彼此却都能欣赏对方的才华，而且不因政见影响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每读到苏轼到金陵访荆公，诗歌唱和，心里总是觉得感动。苏轼和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由于才气的关系，苏、王相知，似乎比苏与同党的司马光等还更深。
章惇心高气傲，不甘为人下，遇到东坡，算是撞上了他“五百年前的孽冤”。论才学，苏轼远超同侪，其他人想一较高低，几乎不可能。整苏轼的人中，出于嫉妒的不在少数。林希也算苏的老朋友了，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极诋毁之能事，搁笔时不禁哀叹，“坏了一生名节”！可见事理是明白的，但控制不住往人身上狠狠踩一脚的欲望。
说苏、章交恶，其实只是章打击迫害苏，苏轼则一直当子厚为朋友。
朋友变成的敌人，因为相知甚深，关注得格外细腻，整治起来自然整治得格外有“雅趣”。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子厚的主意，拿他们恶作剧。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京师，子厚又不高兴了，嫌老朋友在逆境中仍能快活，就再贬他到昌化。
苏轼和章惇的故事，是两个朋友的故事，也是两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多伟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一个人可以多卑鄙。事实上，子厚虽然入了*臣传，若论其人，并不算坏到哪里去，至少比吕惠卿、蔡京之流多点人味。我读章氏故事，念念不忘他怒斥王珪：之唾，亦可食乎！何等义正词严！倘若故事止于此，嘿嘿，历史上不又多了一个义薄云天的男子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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