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环境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并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拟态环境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1、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也即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2]，“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 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做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3]”。
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是有区别的，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而把拟态环境当客观环境来对待。所以人们通过认识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来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做出调整，其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环境的。对此，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制作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图式[4]，很好地表达了李普曼的认识。
2、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概念的是日本的传播学者藤竹晓1968年在李普曼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5]。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中的流行现象。这就是他所说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二、信息时代，媒体在建构拟态环境中的作用
在今天资讯空前发达的信息时代，大众传媒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信息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实环境逐渐有了信息环境化的趋势。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
1、媒介技术让世界成为“地球村”
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使广播、电视、印刷媒体、电脑网络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越来越明显，信息的穿透力也越来越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逐渐被消除。“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地球村”的说法不再是幻想。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各种媒体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和频繁。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生活工具。美国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每天花费30分钟的时间；美国99%的家庭和90%的汽车上有收音机，每天用于收听广播的时间约有1.5亿小时。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媒介的拥有数量也已基本普及并呈明显的增长势头，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4小时，中国人为3.7小时[6]。人们用大量的时间来接触媒体获得信息，获得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和看法。
2、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信息技术和媒体的发达，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生存空间，让人们可以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感知环境之外的其他环境之中。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大众传媒来了解，这也让人们更加依赖大众传媒提供的各种信息。作为拟态环境信息把关人的现代传媒，其影响力与辐射面不断扩展。虽然大众传媒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但传播者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时，要受到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它传送的内容不仅仅是告知性的信息，还包含着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会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影响受众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
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广、更快的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及其对现实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差别。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媒体拟态环境建构中的问题
我国的大众传媒在为人们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服务的同时，其构建的拟态环境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现阶段我国媒体拟态环境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话语权集中，信息量失衡
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应该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缩影，应当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典型画面，保证各类信息量的平衡，社会中的各群体都能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当前我国的媒体信息环境却是失衡的。各大媒体无不把目标锁定在社会的主流群体上，有关社会中的官员、明星、大款、学者、名流等强势群体的内容占据了媒体的主要位置，他们的言行频繁地被关注并加以持续不断地报道。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人员、老弱病残等却没有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众媒介的信息，无法看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即使自己形象被扭曲、利益被侵害时也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关注。
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上千家电视台中，只有不到1%的节目涉及到农村、农民和农民工；1984年6月“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成立，至今为止也仅有五十多家会员，主要是各省级党报办的农民报，有的甚至只是某个报纸的一个版面而已，并且大部分经营状况不看理想[7]。与之呈明显对比的是都市报、晚报、商报的白热化竞争；各类财经、娱乐、房产、饮食、旅游等信息的爆炸式增长。而与弱势群体有关的就业难、收入低等问题媒体却报道不多。这种失衡，势必引起弱势群体的不满和失望，加剧贫富对立，既使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极大地偏离了现实生活，也背离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2、为利益降低责任，虚假信息广泛流传
当今媒介的“企业化”生存使其在制作内容时不得不考虑广告商的需要和对“四有”（有点权、有点钱、有点品味、有点闲）人群的吸引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介的内容就会向有购买能力的人群靠拢，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分“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消弱。有时候，媒体从业人员为了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无视客观事实，以“某种需要”为借口，报道虚假新闻，刊登不实广告，编造所“需要”的信息，欺骗受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有偿新闻”、不实广告、虚假新闻等在媒体上的广泛流传，会使拟态环境和真实世界产生偏离，导致受众错误的认知和判断或对传媒内容的真实性会产生怀疑。这对受众、对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3、追求注意力，内容趋于娱乐化、低俗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受众和广告商，媒体的娱乐类、综艺类、游戏类等轻松、搞笑、休闲的内容增多，网络媒体及一些传统媒体，甚至不惜以色情、暴力内容为招牌来吸引注意力。据英国《每日电讯》1995年9月13日报道，英国Middlesex大学的哈罗德—蒂姆莱贝教授发现，互联网上的非学术信息中有47%与色情有关[8]，如今的情况更甚。
低俗化、娱乐化内容的泛滥，会使广大受众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过多的色情、暴力信息会扭曲、动摇受众的道德观念，增加其对现实社会的不信任感。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是媒介营造出的拟态环境，但却会影响受众对现实的认识，甚至会影响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为。这种负面效果在“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过程中会形成恶性循环，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4、媒体角色混乱造成受众对其“变形”期待
现代社会里，传媒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社会各方对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媒体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职责和功能认识不够准确，出现“越权”行为。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其权力应该集中在“检测环境”，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 的权力。如果媒体意识不到而做出越权行为，对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
“越权行为”还会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变形”期待，在遇到麻烦、不公正待遇、甚至失业、遭抢劫等的情况时都会想到寻求媒体的帮助，把媒体当成了“青天”、救助机构，有位报社编辑说自己曾接到过家里失火请求救援的电话。受众把拟态环境的构建者当成了现实环境的改变者。公众对媒体的超出其功能的非正常期待不仅影响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还会造成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因此媒体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是其在构建拟态环境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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