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我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现在做大学教师。我今天主要不是想谈自己，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想借这个机会主要谈谈教育问题，新浪是一个强势媒体，我今天在这里说说我最近特别想说的话。多年前我曾经着力于研究中国户口问题，写过大量的文章，在中国高层的内部论坛发布，也参加过全国妇联、公安部等等搞的户口问题的座谈会。那个时候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户口问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导致中国社会城乡的割裂，构成城乡的二元结构。它是导致中国社会不同的人有不同命运的一个重要根源。最近我们看到中国户口问题已经有所改变了，在浙江和江苏的苏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甚至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成为一个限制了，有的地方已经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别。 现在我感觉到我们的不公平是什么呢？主要一个是在教育方面，这是我今天想谈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乡教育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不对等。比如说在我的故乡，一个城市里面，城里的孩子和与他咫尺之遥的孩子办学的条件相差很大。我父母所在的农场有上万的职工，每年有几十人初中高中毕业，但是能够正常升学和升入大学的屈指可数。不是这些孩子智力上跟不上，而是这些孩子没有获得平等的教育条件。我今天来第一个想在这里做一个重要的呼吁，就是可以控制城乡的差别。城里人应该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乡村的孩子们，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他们的办学条件，也提高他们的师资水平。如果说“人生而平等”的话，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涵现在在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户口问题了，而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一个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我今天想为农村的孩子做一个呼吁，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大家都关心孩子，最需要关心的是那些农村的孩子们。我希望新浪能够允许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对社会发出一个呼吁。
葛红兵：我今天想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我觉得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教孩子共性，比如说教给他社会的普遍伦理，普遍的知识，普遍的机能。比如说一个技工的才能，一个工程师的才能，一个科学家的才能，一个艺术家的才能，然后交给他普遍的人伦，孝敬父母等等，这是教育的一个目的，让他能在社会立足。
第二个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教孩子个性。我们都知道人在启蒙时期接受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科学家说过，所谓启蒙就是教人自我决断，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决定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氛围、还是学校里的老师，整个社会都重视孩子的共性培养，比如说他的知识，他求生技能等等，对他们个性东西却很少培养。有时我们甚至害怕他们的个性，当孩子说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跟我们日常生活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我们是感到害怕的。我们害怕孩子提出跟我们教材不同的观念，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审美观有差异，害怕孩子跟主流有距离，这正是我们教育一个很大的弊端。在我看来，教育最重要的、也是根本性的目的，是孩子的自我决断，就是培养孩子的个性。我看来，一个孩子有自我意识、有自己个别性的观点、个人性的观点，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有自我，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最好的事情，说明这个孩子的培养已经到位了，这个应该是家长为之感到高兴的事情。一个特立独行的孩子，在启蒙阶段也需要成年人对他进行引导，就是要教给他普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99％的事情还应该给孩子自觉权。我们都知道，求知是人的本能。人在什么时候感觉最为恐惧，最为不安，最为焦虑？就是未知的情况下。比如今天我在路上堵车，我不知道前面堵了多少车，我就感到非常不安，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说前面有五辆车，有三个红灯，我知道了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也就是说在未知的情况下，人最有本能的反应。 但是，恰恰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丧失了这种对未知的兴趣，关键在什么呢？还是要回到共性和个性的培养目标上。我们绝大多数的老师和家长都试图给孩子一个普遍共性的东西，却没有照顾到孩子个性的需求。比如说小孩子在做完这道数学题以后，他希望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他自己感兴趣的那些方面，比如说3D动画设计——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已经考取3D动画学院，如果我们老师压抑了这个，一定要他把数学题反复的操练，这样这个孩子就会对数学失去兴趣，对语文失去兴趣。然后又不能发现3D的兴趣——表面上好象他是没有兴趣的。这样就使我们孩子失去了本能的、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对于未知世界的焦虑。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情况还是要从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目前教育的观念、包括家长的观念来着手。 我们总强调“一律”，就是所有孩子要遵守同一个纪律、做同一种习题、达到一个目标、做一类孩子，我们给孩子施加的目标太统一了。什么叫做统一呢？我参加过一个中学的观摩，有一个教育课，初一的孩子，班上所有孩子都想说我想作科学家，我想做学者，我想作什么，没有一个孩子说我想做技术工人，我想做一个农民，我想种菜、看上去又美、吃上去味道鲜美的菜，没有！为什么？我们整个社会都给所有的孩子设计了一个5％的孩子才能达到的目标，使100％的孩子沿着那5％的路走，这样扼杀了孩子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扼杀使我们人才的标准和人的发展变成统一化，不利于我们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多样性的发展，使我们整个社会也趋于单调，知识结构一致、行为模式一致、伦理价值原则一致、一切都很一致。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趋同性的社会——我们的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整体上这种全社会对孩子水平理想要求过高，使我们教育看起来变成了对孩子的折磨。因为我们设计的目标模式实际上只有5％的人才能达到，95％达不到，是这个状态锻造了我们整体的社会氛围。新加坡社会经济条件比我们好很多，他完全可以普及大学，但是恰恰相反，新加坡一个大城市只有两所大学，它只有一部分的同学能够进入大学，绝大多数进入的是技术教育学院。为什么呢？新加坡社会对孩子这种教育是非常可取的，他知道每一个孩子有每一个孩子自己的道路，每一个孩子应该有适合他自己的理想和前途，他应该在社会上找到个性化的地位和生活姿态。所以，它没有鼓励每一个孩子都做科学家，都去读大学，都成为精英。
第一个，我们的全球意识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地球教育根本没有跟上，我们的爱只是教到爱你的祖国为止，从爱亲人开始，爱故乡到爱你的祖国就为止了，没有教到爱地球、爱人类这样的地球意识。 第二个，我们是从东西对立这样一个观念发展而来的，从两大阵营对立意识发展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痛恨，比如说对日本，对美国人。那么我们看到，我在新加坡也待过，在泰国也待过，在印度尼西亚待过，这些国家在二战中也受过严重的侵害，他们的侵害不低于中国，但是中国人对日本的痛恨远远深于他们，我们受到的是仇恨的教育。第三个，我觉得我们是以阶级斗争立国的。1949年革命以后，强调人与人的斗争，而不是普遍的爱。由此我想到顾准给孩子写信，因为顾准当时是受到镇压的，妻子跟他划清界限，他说“你们给我造成的痛苦我原谅你们，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也希望你们原谅。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见我最后一面。”顾准也有存款给孩子，但是顾准自己的孩子全部拒绝。这种情况跟俄罗斯发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恨的教育是很严肃的，但是对爱的教育却往往是模糊的。恰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和解，阶级的和解也好、国家的和解也好，比阶级对立，国家对立更加重要。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宽容意识、和解意识、普遍的人类意识。这个方面我们教育是最欠缺的。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上来，我希望我们家长给孩子去读更多这方面的书。如果从这方面来出发，我希望我们家长可以给我们孩子读一些传统的典籍，岳簏书社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我们是非常强调“仁”的，这个是一个抽象的爱，是一个大爱。我们一个期间批判过的，但是现在我们孩子可以去读它。我们也不愿意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宗教教徒或者什么，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宗教当中汲取爱的力量，爱的精神养料。比如说圣经新约这样的书，我们可以当做知识养料的书让孩子读，这一系列的书也是我们更加需要的。
葛红兵：这个也是我今天来之前想的一个重要题目，就是我们对孩子应该怎样的看待。在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一个引文，就是引用爱迪生的那句话，“对一个成功的人而言99％是汗水，1％是灵感。”实际上后半句给省略掉了：“恰恰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教育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可以从事创造性工作，比如说科学家、艺术家这种工作的人，只有5％左右。95％的人能够从事机械工程等等这样的工作。他也告诉我们，人的确存在着重大先天区别，我们要承认这个先天区别。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强调的是理想主义教育，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小学教育面临危机，其中有一个危机就是理想主义教育危机，我们所有人都想作5％的人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实际上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中学老师说的很好，不能够要求所有人都做第一名，应该给每个孩子确立一个他能达到的目标。中学的老师应该有能力帮助孩子确立自己的目标，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所以，我每年招研究生以后，招进来第一句话，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在我这里做什么，比如说我给你布置一个学术课题，你一定要把它做的多好，或者过几年你读博士等等这些目标。是你到这里以后，我能够帮助你找到自己，你在本科阶段没有找到自己，你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不知道你人生能够寄托在什么上面，你做这个事情感到快乐，也许你未来可以成功，甚至于不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是快乐的，你觉得过程已经有价值了。到我这里来，我希望这三年，在我们一起讨论、研究、阅读等等这些过程让你找到你的人生定位，帮助你完成对自我的认识，形成对自我的要求，当然是跳一跳才能达到那个要求，我就感到很满足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把整个的教育观念颠过来，我们现在是设立一个目标，让所有的孩子都去达到，所有孩子去做同一类的事。我现在要说的是反过来，我们的教育应该帮助孩子自己确立亿亿万万不同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认识，教育应该帮助他形成这种自我决断、自我认识，帮助他完善自我个性。如果教育观念做了这样一个转变，我们这个社会感觉自我不成功的、感觉人生失败的人就会少很多。
我有一个很好的初中老师，他教会我怎么观察一个杯子，一棵树，而且你还要看到他是个活的生命。你看这个茶杯立在那里还不对，你要看到他里面还有半杯水，他里面还有热气，这个光半部是亮的，半部是暗的，你要看到这些东西。他给我介绍很多童话，我看了《快乐王子》，因为我在初中里学的，有一个很差的雕塑，就是为了几头羊献身的两个女孩子，我就把他想成我的快乐王子，就是为人类献身的，我想我将来可以写这样的东西就好了。后来我就渐渐写小说和散文，后来也不断的发表。但是我中间也有曲折，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我的一个同学，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的诗歌写得太好了，简直是高不可及的范本。我想他比我只大一岁，我都比不上他，我想我还有什么出息呢。后来我就转向文艺理论研究，后来就成了一个批评家。但是当我成了一个批评家以后，我对我们当代小说散文诗歌的状况又开始不满起来，对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诗歌创作、散文创作也开始不满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些过那个“悼词”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可以继续写下来。所以95、96年我又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99年我就完成了大家认为是我的成名作《我的N种生活》。之前我还些过两个科幻长篇，当时印了9万多套，如果说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96年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了。后来还有一个科幻长篇《未来战士三部曲》。2003年我又出了《沙床》这样的书。实际上我也在渐渐跟自己搏斗，如果我写散文、写小说是跟自己进行心灵的对话，安慰自己情绪的过程。比如说我的N种生活对我精神状况的一次超脱了，写沙床也是这样的，是我碰到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碰到亲人的病，我自我说服，和自己谈心的。写哲学专著是为了思考一个问题，把一个问题想清楚。所以，很多人看起来我好象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之间是摇摆的，实际上对我来说这两者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困惑。也有很多人看到我在学术研究上也是摇摆的，比如说多年前我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面世的，后来我又变成了一个文艺理论家，好象是从批评转向了文艺理论。实际上批评和文艺理论是一块的。近年我又转向哲学人类学，但是哲学人类学与文艺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文艺学到了高端，实际上他对人审美性超越的研究，人在这个世界上有限的生活里，如何追求无限永恒的世界，这个就带来人类的思考。这种道路在我们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康德，他的研究最后导致是人类学，海德格尔都有这种阶段的。最典型的是尼采，他从审美研究语言形容到最后成了一个哲学家，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葛红兵：我一直有这个冲动，就是前年我跟我的朋友几个人设计一套丛书，就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因为我真是有很多的体验，也试图搞一个对话、把我们的教育想法都结合起来。但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在国外，有的在国内，有的在欧洲，有的在亚洲其他国家，很难聚到一起。我自己也一直有这样一个冲动。这次我出一个对话集叫做《直来直去》的时候，就是想把自己的观念更多的容纳进去。一个是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谈，第二个直接谈我教育观念，第三通过我对一些文化名人的解构做一个“去神”的工作，最后谈谈整体我对中国思想史、就是国家观念等等这样一些的看法。当然你们看的时候有的地方需要这样那样切，切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这个也是迫不得已的。
葛红兵：他们都是不错的作家，石康是不错的。安尼有几部城市女性题材的小说，我觉得都不错。也写过关于石康批评的意见，我觉得整体中国作家缺乏一个第三维，就是超越人类意识、地球意识、宇宙意识这一维，这种普遍爱的一维。为什么我们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可以反复读反复感动？他们的作品有这种精神的力量，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人道主义广泛的同情，有这种意识，有超越国家、超越有限生活，去寻求永恒的意味愿望在里面。我就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欠缺的。那么鲁迅我觉得他是中国少有、对人生活做出决绝批判的作家，所以我们看到鲁迅是非常悲观的，为什么。他看到人世生活的有限性，看到人性上的有限性，看到了这些东西。但是，鲁迅依然没有完成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超越，他晚年写到过他，我觉得鲁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人的生活是无望的、人的生活是阴暗的，但在另外一条线还有一个阳光的东西在那里，作家可以揭示出来，鲁迅意识到了，但是生命没有给他时间。我觉得在中国的诗人当中穆旦、海子是比较少有的有超越意识的作家，这也是诸多读者读《沙床》时误解我的原因。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所以我们很难理解那种超越性的追求。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追求以灵魂给人安慰这样的精神世界，我追求的是这样一个东西，无神论者认为这个是虚伪的，有神论者认为这个还不够。中国作家在这个一维度里探索还不够，整体是不够的。
葛红兵：还是最开始的话，我希望能够呼吁大家重视农村教育的问题、重视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配置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社会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比如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城里面的小学跟乡下的小学是不是可以搞更多教师之间的互相交流。比如说结对性的教师之间互派，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仅在硬件方面帮助乡下小学提高，也在软件上帮助乡下小学提高。这个可以给我们孩子以更多的出路。我觉得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此负有更多的责任，应该站出来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呼吁。我觉得许多的人都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就像钱钟书说的那样，躲起来像鸵鸟一样，对呼吁那些人觉得他们是作秀、无聊，我觉得对这种事情我感到非常伤感。如果所有人都不来说这个事情，那么谁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社会整体性对这个不平等的麻木、视而不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我想谈教育观念整体上的突破。我觉得我们功利教育太多，非功利人道主义的教育、人类意识的教育、地球意识的教育太少。 最后我们教育观念要回到对孩子个性的尊重、个性的培养，培养千差万别的孩子，不是把孩子造成统一的一个模式，往模式里套，也希望这个社会的教育观念有一些变化。最后我想孩子们。实际上我一直在教育的领域里工作，关于911那次的现场社会调查给我的打击非常沉重，我一点都没有夸张这个说法。他也使我开始把我自己的重心也慢慢转移到这里面。以前中学请我演讲我是拒绝的，大学请我演讲我也拒绝，后来所有中学邀请我都接受，大学我也大部分都是接受的，还出了一本演讲集。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这个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我们孩子有欠缺，这是知识分子的欠缺，他们没有把孩子教好，我希望大家都应该来做这个事情。
参考资料：http://www.baleyuan.com/share/jiaoyuguan/jiaoyuguan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