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形式的把握
沈从文自称是一位“乡下人”。他自幼在文化遗风甚浓的湘西乡下长大，故乡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少数民族的血统，都形成了他日后风靡三十年代文坛而异于其他作家的独有的文化底蕴。沈从文从古朴封闭的湘西乡下走出来，来到现代开放的“文明”都市，湘西社会与现代文明发生着碰撞，这种历史错位给沈从文造成痛苦的心理反应，他的灵魂一直在乡村和都市两大生活层面上游荡。在都市，他的灵魂是压抑痛苦的，只有将灵魂寄放在故乡山明水秀的氛围里，他才感到了舒展与自由。这种空间上的思索和对比，使沈从文对生他养他“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故乡湘西，产生了深深的怀恋之情。这种感情在与对文明都市失望心态的对比中愈来愈烈，最终成为他把握艺术世界的视点。表露了他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对充沛旺盛、火辣热烈、活泼新鲜的湘西生命的向往和尊重。可以说，沈从文是在湘西世界里完成了他“生命形式”的基本类型，成为他反观都市人生的一面镜子。这一过程，反映了作家的道德标准和对人的价值的取向，寄托着他的爱憎和理想。
沈从文曾说过：“你们读者中少数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思想情绪渗透他整个的创作历程。促使他用艺术家的眼光和“乡下人”的努力发掘出未经“文明社会”浸染的人类童年时代自然世界的美，人性的纯。在作家笔下，人是自然的健全人，他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活的胆大包天，痛快淋漓；他们歌则大歌，哭则大哭，一切都活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豪放庄严，充溢着原始的生命张力。无论是精力充沛、被妇人称为一只公牛的永不知疲倦的水手柏子（《柏子》），还是身体结实，情欲旺盛的黑猫（《旅店》），强壮如豹子的四狗（《雨后》），以及那些每天与狂波激流博战，在沅水辰河上行船使舟的黑脸汉子，都在原始情欲和力的奔放中挥洒着生命的活脱。作家在这些原始的自然之子身上，寄托着他对这种雄强、自由舒展的生命形式的深深赞叹和爱怜。这是一种与都市生命形式迥然不同的活泼向上、“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有着浓浓的湘西地域特色，是一群在湘西山水间飞跃、跳动的精灵。
对“生命形式”的把握，是沈从文湘西小说创作的主线，这种把握不是片面、凝滞的，而是与大自然和社会现实环境的变化融为一体。读沈从文的作品，始终能感觉到一种流动的情绪，带你走进湘西的过去和现实，走进自然和社会。一方面，沈从文是在时间的流动中，紧紧把握住生命跳动的主脉，这就是湘西社会由原始、封闭、古朴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生命形式的变化。这种历史进程中生命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无奈和变异，也寄托着作者深深的忧虑、惆怅和叹息。另一方面，沈从文又是在大自然空间的变幻中，通过人与自然的交融、人与人、人与自然爱的故事把生命形式的洒脱渲染和弘扬。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交织。以历史为经，以自然为纬，把湘西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幅幅生活画卷活脱脱地呈现出来。《雨后》里在山坡上相爱的四狗、女子；《夫妇》中在草垛里野合的乡村夫妇的行为，都是悖于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的。但作家就是在这样一幅人与自然交融、情与欲合一的画面中把握到了故事中自由生命状态下生命形式的光彩。它超越了一般的伦理拘束，显现出生命存在的真、赤诚和爱恋来。这种行为是原始的，本能的，但又是蓬勃、健康的。不乏生命飞动之灵气。雨后散发着生机的原野、新娘头上的野菊花，都是人性自然生命力的象征，是超越“生命”本能而上升出的一种对生命形式的把握。是热烈的原始生命形式。表明在未开化，封闭的湘西世界里，生命初级形式的自然流露。表现了作家对保留在湘西乡下人身上的自然人性的赞美。并以次反观都市里虚伪的两性关系。
置身于现代文明大环境下，湘西不会是永远封闭、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外部社会点点滴滴的渗透，影响着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在状态下的人在外来变化的影响下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这种人生形式在作家笔下就多少有了些许悲剧的意味。作家感叹到：“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作家的笔端始终倾注着一种悲怆的情感。他清醒认识到湘西社会处处呈现着“人性美”却又充满着苦难而又无法摆脱命运阴影的社会现实。小说《三三》中，少女三三在如画的风景中守着一座依山傍水而建的碾坊，忙活生计。虽然辛苦，然而这生活，是“明明白白比堡子里许多人生活还从容，而为一堡子中人所羡慕的。”这种从容、平静的生活，由于一位城里年轻人的到来而被打破，美丽单纯的三三与城里人产生了微妙的感情联系。小说的结尾，城里的青年病死了，满怀着希望去看城里人的三三和母亲惆怅地回了家，回到了从前“从容”的生活中去了。一场情感的波动迅即地平息了。然而，三三真能“从容”的生活吗？城里青年带给她对外部世界的幻想，能让她一如从前那样无忧五无虑。活泼快活吗？不能不让人生出隐隐的担忧。这种天性善良的湘西边民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痛苦，在《萧萧》显示的更充分。给人做“童养媳”的萧萧，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了男孩，而不是她命运自由发展的结果。这种已不能自由发展的生命形式，表明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健康自然的人性已面临社会环境的挑战。字里行间饱含着作家的巨大悲痛和担忧。作家已经看到了湘西儿女对自己命运的觉醒和抗争。《丈夫》中的乡下农民把大把的钞票扔在地上，领着妻子回家；《贵生》中逆来顺受的贵生，在得知相爱的人被王爷霸占以后，终于放火烧了杂货铺……在作家的代表作《边城》的姐妹篇《长河中》，主人公渴望把握自己命运的觉醒和抗争，有了更深层意义上的表现。《边城》是一幅美妙的人物风景画，自然风光优美的茶峒，一切是那样的平静、和谐与平凡。茶峒的山水、竹篁、黄昏、月夜，“如山头黄麂一样”乖巧天真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一派纯真，身体发肤都胶注在自然美中，俨然自然处子。但温和平静的人物和风景，却冲淡不了绵延不断的、平凡的让人难受、让人心痛的悲剧氛围。翠翠的父母由对歌而相爱，却不能结婚，终成悲剧。翠翠的诞生不仅是母亲生命的延续，也是母亲悲剧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这种悲剧的叠演，何其不同又何其相似？善良、淳朴的老船工“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身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生活下去”。许许多多的问题在纠结着他苍老的生命，而最终让“碾坊”击倒，在雷雨之夜离去。无论怎样的良善和于世无争，却难逃命运的派定。翠翠渴望着纯真的爱情，她在等二老回来，“这个人也许永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湘西人就是在这种渴望等待中默默地与命运抗争。这是一种湘西命运的悲剧。
在《长河》里，这种渴望已发展成为一种灵魂的骚动和呐喊。《长河》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写实，它记录了抗战前夕湘西社会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主人公面对外部环境冲击，情绪的波动和淳朴生命形式的变化。同样是活泼纯洁的少女夭夭，饱经生活磨难的老水手，他们身上同样散发着淳朴的人性美，但这种美已经带上时代的烙印，而有别于《边城》里的翠翠和老船夫，三黑子已经在渴望有一天对世界的支配权。从《边城》到《长河》，实际就是一种象征，影射出湘西从一个关闭的、充满原始习俗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生命形式的变化。沈从文一直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态在关注着这种变化。一方面，他赞叹自在状态下淳朴、健康的生命形式，对外部环境冲击下人性的变异表现的忧虑和惆怅；一方面，又对在湘西自然中“静态”生活、对历史和社会变化毫无反应的淳朴善良、蒙昧自足的人性寄予深深的同情。这种矛盾，是湘西社会发展的矛盾，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矛盾。
许多人都有同样的看法，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他作为另一世界的否定形象而设置的。他对生命形式的把握也始终是以都市生命状态为对照的。将《边城》与《绅士的太太》，《柏子》与《八骏图》放在一起比较，这种对照就非常鲜明。一边是一个充满勃勃生命、纯净、诚实、友爱的世界；一边是人性泯灭、肮脏、充满着欺诈的昏天黑地。显然，这是以未被“文明”浸染的古朴民风，对都市上流社会道德风气的反抗，是让人性反归自然，反朴归真，这也是他揭露社会的最终目的，是把握“生命形式”的真正意义所在。作家企图用他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里健康、淳朴、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尽管，已被历史证明此路不通，但不可否认作家的真诚和这种生命形式的独有魅力。“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这种为岁月沉淀下来的生命形式所呈现的人性美也是长远存在的。
二、自然美的建构在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里，生命形式的把握是在湘西这块特定的地域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的生命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至真至善的人性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形成了沈从文小说中独具特色的景观。如果说人性美是他着力表现和把握的核心，那么自然美是其突出的特征。在作家的笔下，自然不仅是美的，也是度量人性的标准。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世界，实际上是作家着力表现的自然美的世界。
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多数叙写的是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现象，他把视点始终对准湘西的水手、士兵、妓女等贫苦大众。描摹这些自然生命在这片多情山水中的生活、劳动和生命的繁衍。他的湘西自然世界，是一幅清新明丽、美丽生动的风景画，挥洒着活力的健康人性则是这道风景中跳动的精灵。他的湘西自然美的世界，为人而设，为人而置，带有奇幻风光的景色是保持着原始形态生命的生活空间，这里的生命与这片山水浑然为一，山水便也充满了感情的成分和生命的活力。湘西人与湘西风光叠合在一起，在这片自然山水中实现了自己的生命，生命又在自然中转活，这也是作家对湘西这片土地上生命形式的真正感情。人与自然合一，生命力与自然力的合一，才是这片山水奇异、新鲜的真正原因。
在作家湘西小说自然美的建构中，湘西的山水之间始终浮现着人的灵魂。小说《长河》中，作家是将人与桔树的生命都视作湘西土地的自然产物，人树共存的历史便也有了潜源。人树已浑然成为生命的一体。作家写桔树“树不甚高，终年绿叶浓翠。仲夏开花，花白而小，香馥醉人，九月降霜后，缀系在枝头间果实。被严霜侵染，丹朱明黄，耀人眼目，远望但见一片光明。”（《人与地》）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既是写树，也是写人，是人格的一种象征。人与树已经交织在一起，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形成茁壮、热烈、向上的湘西生命特质。
在沈从文建构的自然美中，山水一体，是作家笔下常写的对象，这是湘西生命生活的空间。在作家的笔下，湘西的山是秀拔、峻峭的、孕植着生命的厚重，湘西的水清澈、透明、缓缓流动。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湘西人，性格中既有山的坚实刚强，又有水的柔婉与纯净。这种山水构成了湘西特有的自然美境和人物气质。他的许多交织着爱和美的故事都是在山水之间发生的。在《边城》里，作者这样写茶峒“凭水依山筑城”，“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一户单独人家”“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不能一篱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翠翠为清山绿水沐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这里的山水不仅以富足的资源养育了人的生命，更以其天资的美丽陶冶着人的灵魂。《边城》的主人公四时都在享受着山水所赐予的生命和灵气，表现出至纯至真的美，已经与山水融合在一起。《三三》、《长河》等小说中我们同样能触摸到山水交融所体现出的美感。
沈从文的笔下，自然美总是在动静相依中建构起来，这实质上是动静结合所构成的流动美。《长河》里的老水手一生沉浮，劫难中妻儿丧亡，回到枫木坳时已白发苍苍，岁月带走了他的青春、他的梦想、却没有带走他纯真、质朴、善良的人性。就象他居住的祠堂前的老枫树，到了秋天，叶子“镀上一片黄、一片红、一片紫”，在“太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却“越发清疏而爽朗”。岁月长河无情流逝，在老水手身只有仁慈、宽厚的自然本性是不变的。在这里，一动一静，读者在默默中感受着岁月长河的流淌。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树经常是他富动于静的描写对象。枫树、柏树、桔树……皆从土地中获取养料，从太阳取得光热，风雨摧它不折，进入冬日，也那般清疏爽朗，有“无可形容的静美”。这种静美，饱含着生命、力量和希望，它已融入湘西人的血液之中，与湘西的自然山水合而为一，这也是沈从文作品中自然美构成的全部表现。
在作家的笔端，故乡的山川风物美丽充满生机。碧蓝的天空、苍翠的山林、清澈的河水、竹篁的鸟鸣，夕阳下的渡口……无不传达出一种自然世界里充满桃源风光的意趣，饱含着作家对故乡的热爱。春日香花山草，开遍山野，秋则桔柚满园，香馥醉人。那茶峒、沅陵、辰河，风光旖旎、景色宜人，犹如宋代山水画一般。沈从文注意到这种自然景观给他的小说创作中注入的生机，因此，他反复强调，故乡的山水给予人的特有的教育，即使人能够具备足够的感悟力去对大自然和人生观照透视。他不但透视大自然的生命律动，而且去反观都市文明这一生活层面。在反观的过程中沈从文愈加感到了湘西人民在这片原始空间中对生命力认识的透彻，而都市文明的一切抽象概念，则无不苍白和乏力。作家对自然给予他的人生的感悟也就珍爱有加。他说：“尽我到阳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百物的动静”。“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这种在大自然中对生命力的感悟，使作家接近人生时“永远是艺术家的感情，却不是道德君子的感情”。正因为一切从艺术家的感情出发，作家才对湘西的生命形式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因为这样的生命是得天地灵气而独秀的。在他的湘西世界里。湘西生命与湘西自然融为一体，成为永恒。这也是沈从文自然美构筑的真正价值。
作家笔下的湘西世界，凝集着作家心中的惆怅和痛苦，欣悦和希冀。作家用秀丽的文字表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山水和生命，依恋、热爱之情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对本民族发自心底深处的隐痛，令人掩卷长思。沈从文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他所眷恋的湘西边地朴素的人性美，总在不断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噬。他始终处于人性美被毁灭的颤栗之中。但他没有看到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当地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他无法找到改造世界的有效途径，这是沈从文的片面。尽管如此，沈从文作为一位真诚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作家，他的作品和人格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他构筑的“湘西世界”业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永恒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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