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面对两件事，不同的态度，显然是因为两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同。而且要纠正题目一点的是，《谕天津士民》的整体内容并非卑躬屈膝，而是严厉训斥天津士民。
1854年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时，太平军本身就是一伙乱国贼寇，而且曾国藩在文章中敏锐的指出长毛的劣根性：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而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面对的事件显然要比太平天国运动复杂的多。一方面，天津教案触及到了洋人在华的利益，甚至是法国人的脸面，这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究竟有没有拐卖儿童、虐待儿童的情况，这都已经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已经关系到了外交问题，以曾国藩刚正不阿的为人，定然是先训斥天津市民不要挑事。他在《谕天津士民》中，更是直言“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杀”。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而且曾国藩为人刚正不阿，非常不擅长和洋人打交道，不像李鸿章那般圆滑。曾国藩无论是为人、还是办事，十分讲究一个“诚”字。什么叫诚？诚就是指自己为人处世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表里一致，做事公诸于世、光明磊落。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去处理天津教案，显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早在1851年，曾国藩投笔从戎，就主动上书提过筹办团练，但是咸丰皇帝并未予以理睬。一直到1852年11月，清政府才任命曾国藩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开始筹办团练。
在曾国藩看来，朝廷任命自己办团练，是顺天而为。而洪秀全以邪教的歪理邪说蛊惑百姓起兵造反，实在是逆天而为。
所以，他在《讨粤匪檄》中，利用清朝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情，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斥责太平军的劣根性，甚至是悖逆人伦。
在这段檄文中，曾国藩给长毛列了六大罪：
罪一：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
罪二：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
罪三：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运米挑煤。
罪四：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
罪五：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罪六：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粤匪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以上节选自曾国藩《讨粤匪檄》原文，部分有缩略）
当历史的车轮展开喧嚣滚滚向前，改朝换代确实是亘古不变的历史主题。但曾国藩作为一个从小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他受到的教育就是“忠君爱国”，忠的什么君，是咸丰皇帝，爱的什么国？当然就是大清国。
所以他才能站在道德高位来抨击太平天国的邪教理论。口气自然、强硬。
而反过来看天津教案却是完全不同的事件性质。
天津教案的起因，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法国传教士为修教堂，拆除了望海楼附近所有的民房和商业店铺，而政府又缺乏有效的调整控制，致使一部分中国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再加上当时教堂收容的许多孤儿染上了瘟疫相继死去，而教堂对死去儿童的处理方法十分潦草，致使许多儿童暴尸遍野。所以压抑许久的老百姓就借着当时天津发生的儿童失踪案，把罪魁祸首算到了教堂头上。
起初只是一桩简简单单的案子，到最后竟然成了轰动全国的大案，案件涉及到了七国列强的利益。教案发生后的第三天，英法联军直逼大沽口，以武力示威。而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列强联合起来向总理衙门抗议，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处死相关官员、赔款、赔礼道歉。
这件事的意义非常重大，如若处理不好，开战在所难免。当时清政府只得委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全权处理天津教案。
曾国藩一到天津，就怒气冲冲的发布了《谕天津士民》，对天津的老百姓严加斥责，天津百姓敢怒不敢言。
但是实际上，“礼学大家”的曾国藩凡事都讲究规矩、认真，并不擅长处理这种外交案子，和法国人的几次周旋都是忙的焦头烂额，却又毫无进展。曾国藩思前想后，只得斩杀20个所谓的闹事群众，将天津知府、知县充军流放，一厢情愿的平息洋人的怒火，将此事了解。
结果案件处理结果一出，舆论哗然，卖国、汉奸等骂名纷至沓来，矛头直指曾国藩和与此案相关的其他官员，搞的曾国藩本人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愧对列祖列宗。
刺马案发生后，清政府迫不得已将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将湖广总督李鸿章调回直隶，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最后也被迫同意赔款、派使团去法国道歉。
天津教案发生一年后，曾国藩备受顽固派指责，他本人也觉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所以在一片谩骂中，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