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
张安道饮酒，初不言盏数，少时与刘潜、石曼卿饮，但言当饮几日而已。欧公盛年时，能饮百盏，然常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饮百许盏，然醉后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善饮者淡然与平时无少异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亦所羡尔。
———《东坡题跋》
〔注〕 张安道：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慷慨有气节，任官四川时，赏识苏轼父子三人。曾荐苏轼为谏官，轼下狱，又抗章解救。轼终身敬事之。刘潜：字仲方，好为古文，与石延年为酒友。石曼卿：石延年，字曼卿，北宋文学家。欧公：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圣俞：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诗人。叉手：拱手。
鉴赏
自从作诗惹出祸事，被贬谪到黄州之后，便开始了苏轼政治上失意，生活上波折迭起的时期。在黄州，他的职务是团练副使，实则徒挂虚名，不能参与政事。他也自知不容于在朝的政敌，所以极力约束自己，蛰居很少出门，更不敢发表意见和作诗了。尽管如此，但牢骚是满腹的。在这种困苦的环境里，惟一的排遣办法是从酒中寻找自己的世界。正如苏轼自己所说的：“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这样，似乎可以把痛苦的现实暂时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到了这个境地就没有苦恼了么？不，他发现了更为令人懊丧、可畏的后果，这就是他曾慨叹过的“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也就是怕这个“醉时是醒时语”，万一醉后的心里话漏了出来，传到京师，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这篇题跋不但反映了苏轼此时的微妙心情，还生动地描述了与他同时代的一班大作家的饮时情态，将他们的一个生活侧面呈露在读者面前。在这短短的200字中，苏轼写出自己的情怀、他人的醉貌。中间一段，着墨无多，而所写到的人，却是人人面目各具，人无赘语，语无赘词，每个人的酒量、酒后情态都活现纸上，表现了他们各自的素养和性格特征，使得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些作家都有煌煌大著的诗文集，还有别人为他们写作的传记、行述等，虽能反映他们一生的思想和行事，但是像这样生动活泼而又很有价值的生活细节的描绘，却是难得一见的。无他，传记等只着重记述他们的大节高行，而对生活琐事不屑涉笔，题跋之可贵和值得重视，大概恰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