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实现其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参予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国家财政通过税收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可以调节证券投资和实际投资规模，抑制社会投资总需求膨胀或者补偿有效投资需求的不足。
随着入世和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已相继出台或将要出台一些税收调整政策。这些政策对证券市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些影响正日益显现。
税收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主要是国家运用税收杠杆可对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进行调节。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对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的投资所得规定不同的税种和税率将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税后实际收入水平，从而起到鼓励、支持或抑制的作用。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征收的税种主要是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曾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1991－2000年的10年间，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1461.58亿元，年均递增210.39％。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0.13％提高到2000年的3.78％，是前5年该税总量的5倍。财政部决定，从2001年11月16日起，A、B股交易印花税税率分别由4‰和3‰统一降为2‰。这一政策出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印花税税率下调降低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其次，印花税税率下调符合国际趋势，有利于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竞争力，从全球范围内吸引投资。
中国股民感受最直观的恐怕还是印花税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而国际上亦如此。部分国家仅对卖方征收印花税或交易税，而对买方免征；同时，部分国家按证券持有期限的不同，采取差别化税率，对持有期限较长的投资者课征较低税率。当市场低迷时，适当降低税率可以活跃市场交易，而当市场的非理性行为骤增时，适度提高税率又可以抑止过度投机。这样，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受到抑制。
不过，在经济全球化和增强本国证券市场竞争力的压力下，税赋从轻是近年全球证券市场税制的总体趋势。有关专家认为，征税其实是证券市场的一种资金净流出，因此过高税率会在证券市场中产生一个巨大的资金漏斗，影响市场的良性发展；其次，征税提高了资金的交易成本，导致资金回报率下降，抑制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进而影响一级市场的发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如法国与德国，高企的证券交易税曾使证券市场发展缓慢，企业筹资困难。于是从1983年开始，法国对证券投资实行优惠税收，德国也于80年代取消了证券交易税，两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迅速增加，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与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国际竞争力也迅速提高。新加坡从2000年6月30日起取消原征收的0.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尽管政府预计因此会少收税约7000万新加坡元；香港也拟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0.25％下调至0.225％。这一系列的下调，并不一定因为税率过高引起，但税收的比较优势会影响全球的资金流向。
印花税税率下调只是证券税制改革的第一步，随后可能进行的改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将是复杂的。目前我国的证券税制结构比较单一，以印花税为主，且比重偏大，不利于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为实现税负公平，就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一方面，应拓展税基，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另一方面，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实行差别税率，或是开征资本利得税取代印花税。当然，在推行这些改革措施时，会对证券市场产生较大冲击力。
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是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趋势。有人认为，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但矛盾和障碍很多。
首先是“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等等，这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这显然在目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
其次，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再次，开征资本利得税需要证券交易税制整体调整的配合。从全球税收制度与全球证券市场税收体系的变革上看，资本利得税只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功效仅在于重新调整证券投资收益，若只开征此税也无法作到拓展税基、降低税负的效果，还需要有行为税等其他税种的配合，而我国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税制的困难较大。
最后，即使开征资本利得税，也宜采取轻税、差别税率原则。如美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允许以证券投资利得弥补其纳税年度的经营亏损，未冲减的损失可以在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冲减；在日本，除被视为营业交易或营业分配的证券利得外，对出售证券的资本利得采取免税的政策，其课税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大额与频繁交易的投资者。同时，各国对资本利得税一般采取差别税率，如法国以2年为界限区分长短期证券，长期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税只是短期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的60％。这种差别化的资本利得税制对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理念有重要推动作用。
显然目前我国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基础，但从长远看，随着证券市场结构逐步完善、投资行为日趋理性化，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资本利得税很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
国家向上市公司开征的税收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经过1993年的税制改革以来，流转税的税率以及征收管理模式基本是稳定的，而历年来，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所得税都是执行33%的名义税率，而实际上通过减免、返还等形式执行着15%的实际税率，造成这种状况除国家对某些行业或某些地区的政策性扶持给予的优惠政策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政府越权审批的情况存在。2000年1月11日，国务院下发国发(2000)2号文，规定各地区自行制定的税收先征后返政策，从2000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执行，即由大多数公司实行名义上的33%、实际15%的所得税率，到必须从名义到实际都为33%。据统计，在2001年我国沪深两市的1133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773家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占公司总数的68.2%。这其中包括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开发区所得税减免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司。而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占上述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司总数的31.4%，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0%。但是从这样的结构来看，受到财政部通知影响的上市公司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0%，但另外500多家享受其他所得税优惠的上市公司，则不受此通知限制。因此，明年我国上市公司中仍会有一半以上可以继续享受税收优惠。而这一政策，对受到财政部通知影响的约20%的上市公司净利润带来了影响可谓不小。此外，2001年第4季度公布的另一项政策，即从今年起，所得税由原先纯粹的地方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且明确中央与地方各得50%。如此以来，即便各地政府先按33%征税，但其中的16.5%被中央收走了，想要再像以前那样返给上市公司18%是不可能的。这对于一些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上市公司来说，影响可能出乎意料地大。
入世后，为履行承诺我国将会逐步降低关税，不断出台的税收政策将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及其股价和市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入世后我国农产品的关税限制为0-65%，平均为5%；工业品的关税约束为0-47%，到2004年、最迟不得超过2010年将平均降为8.9%。这种关税约束对民族产业影响最大的当属农业和汽车工业。
另外，2001年末公布的另一项降低关税的举措是：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电子产品关税总水平由原来的16.2%降低到10.7%，降幅达33%。2003年大部分信息技术产品将实行零关税；2005年所有信息技术产品将全部实行零关税。这些政策对于因生产、组装或固定资产投资等需要进口此类产品的上市公司不啻为一个利好，而对于生产、研制或经营相似产品的上市公司则可能是一个打击。
此外，为迎接入世挑战，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条件，还会有一系列税制改革措施出台。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官员透露，我国将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并用产业导向性的优惠税收政策替代目前的外资企业普遍优惠税收制度；实施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改革；调整消费税税目，同时相机出台一些新的税种。另外，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卫生、环保等产品将实行差别性进口税收政策，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这些税收政策从总体上对国内上市公司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出口产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是比较有利的，有助于它们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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