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错误》:荒诞现实是人心癫狂的写照

如题所述

《河边的错误》:荒诞现实是人心癫狂的写照:

如果用“比小说更荒诞的是现实的人生”这句话来形容余华的作品,在我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你搜索“余华”,你会发现“荒诞”这两个字几乎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荒诞的面纱之下,是作家对“生死”的思考,对“人性”的呐喊,对“温情”的执守。

在余华早期的先锋代表作中,《河边的错误》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中短篇小说。在这部佳作之中,作者对“荒诞现实”的刻画达到一个巅峰,它借传统侦探小说的外壳将一个离奇的案件娓娓道来,同时又以突破传统侦探小说的结局将荒诞现实中法律秩序的漏洞与无力、人性的懦弱与癫狂展现得淋漓尽致。

“河边的错误”是一个荒诞的世界

小说围绕刑警侦破一起“疯子连环杀人案”展开。在一个宁静初秋的下午,镇民发现河边有一颗“人头”,它来自一个六十五岁的寡妇—幺四婆婆,经过刑警长马哲的一步步调查,最终确认杀人凶手是一个疯子。

疯子是谁?他是幺四婆婆像亲儿子一样照顾的人。疯子又为什么要杀幺四婆婆?最初警方推测是谋财害命,因为在死者的身上没有找到传闻中死者攒下的那笔“巨款”,但这成为一个疯子作案的杀人动机似乎有些牵强,后来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

人们对待一个疯子杀人的看法顶多停留在“精神失常导致的结果”。

案件到这里看似应该可以结束了,毕竟案情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不平常的是,这场凶杀案的罪魁祸首是个失去正常意识的疯子,法律是无法对其进行制裁的。

听到这里是不是有些耳熟?“因为是精神病杀人就可以不受刑罚”“因为未年满十六周岁强奸就可以不用负刑事责任”一个非正常的因素竟然就可以成为逃脱法律制裁的借口,法律的漏洞演变成“邪恶”肆无忌惮作恶枉法的盔甲。

法律的漏洞就此为后面疯子继续作案埋下了祸根。同样的地点—宁静的河边,同样的作案手法—从死者后颈砍下,同样的杀人凶器—把人人可有的柴刀,疯子在河边接连杀了一个三十五岁的工人和一个年少的孩子。

作为老人的幺四婆婆、作为中年人的工人,以及作为少年的孩子都成为了疯子的刀下亡魂,这其实暗示着在混乱潜藏的现实中,每个人都身处危险之中不能幸免。它揭示了荒诞世界里“安全与宁静”失守的必然。

再看与疯子形成对立的刑警长马哲,他的存在贯穿于故事的始末。在找到真凶的过程中,他其实逐渐勘破的是死亡的真相。

面对疯子的胡作非为,代表“正义与秩序”的法律束手无策;象征“生命安全保障者”的医生也无法疗愈他;代表“权威当局”的镇政府因为害怕住院费的消耗而不愿积极解决这个“麻烦”,社会只能任由“疯子”扰乱人们竭力构建的文明秩序。

而马哲作为警察,作为正义的一方,心怀的是对生命安全的珍重与守护,他无法眼睁睁看着疯子成为一个继续危害生命安全、让社会深陷混乱的定时炸弹,因此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扣动扳机杀死了疯子。

问题就在这里。马哲是正常人,法律对疯子无可奈何,但对作为正常人的马哲是有效的。原本应当维护正义秩序的法律此时却不得不制裁为了维护正义秩序的好人。更荒谬的是,似乎只有让正常人成为“疯子”才能得以保全生命。

马哲最终的确“成了疯子”。为了救他,妻子和局长找来精神病院的医生,企图通过捏造他精神失常的假象以达到“救命”的目的。最终,在冷漠医生麻木“诊断”的折磨下,马哲掉入了成为“疯子”的陷阱。

正常人为了保证生命安全,除掉了“疯子,”最后却陷入了成为“疯子的死循环”;维护生命安全与文明秩序的司法、医院成为了杀人枉法、混乱恶化的帮凶。何其讽刺!何其残酷!何其荒诞!

小说将案发地点设置在河边。看似宁静优美的河畔,却一再发生血淋淋的杀人事件,表明平静安稳的表象之下其实暗流涌动。

凶手是疯子,但他手中一再出现的水淋淋的衣服(暗示洗掉血迹)又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其实很清醒。他是暴力、血腥、无知、变态、愤怒的化身,亦是人心癫狂的外化。

还有不同年龄及身份的死者、所有因为害怕定罪而惶恐不安的嫌疑人,以及后来闻“疯”丧胆的普通镇民,都侧面展示出“疯子”的存在对社会安全的严重威胁。

作者就是这样在河边构筑出一个荒诞的世界,而它反映的其实是更加荒诞的现实。

荒诞现实是人心癫狂的写照:

小说主题能够阐述得如此深刻,得益于作者在构建故事的过程中刻意采用了“叙事的空白”这一手段,即:不细说凶手如何残忍地作案,也不详述警察如何高明地破案,而是把展现的重点锁定在幺四婆婆、孩子、王宏、许亮、年轻的女子、许亮的“鱼友”等与这一系列案件有关的旁观者的反应。

对于幺四婆婆的描写,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和邻居说起自己遭遇“疯子咬掉奶头和毒打”时的情景:

“‘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呵。’那时她脸上竟然洋溢着幸福的神色。”

她在十八岁花季青春的时候就死了丈夫,此后在举目无亲的老邮政弄里守寡四十八年。平日里也不与人说话,内心的孤苦无处抒发。可以说,疯子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一些久违的温暖,似乎是对她“无夫无子”的一种补偿。为了抓住这一点点温暖,她忍受着疯子无情、荒谬的折磨,以“斯德哥尔摩”式的病态心理在这荒诞的小镇苟延残喘,最终却死于那微弱虚幻的温情。

孩子是发现“人头”的人之一。在整个破案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来的“好奇、天真、无畏”与大人的“惶恐避之不及”形成鲜明对比。他和马哲一样都象征着“对真相的探索”,所以他的死则隐喻出:在荒诞的世界中,纯真和求真终将被混乱毁灭。

年轻男子王宏、丢失发卡的年轻女子、许亮的“鱼友”(发现许亮第一次自杀并报案的人)都是在死者现场出现过的人,理所当然都是嫌疑人。

面对问讯,女子回话颠三倒四,生怕自己被定罪;男子一直嚷嚷“我不怕被怀疑”,事实上是极害怕被怀疑的表现;许亮的“鱼友”对许亮本身和其自杀都毫不关心。无论男女,都只有对真相的无视,对逝去生命的漠视,对麻烦的避而远之,对自身安全的担心。

许亮是只在幺四婆婆被杀的那一次去过河边,但有精神问题的他幻想自己三次都到过河边见过死者。他总觉得自己有罪,而且逃脱不了罪责,所以在第二次自杀后死在了自己的房间。他所影射的是人在现实荒诞的折磨下生不如死的境地。

正是这些“旁观者”的反应,连同司法、医院、政府等秩序的“维护者”的无作为,才照见荒诞现实的内核——人心的癫狂。

从修炼内心出发,寻找突破荒诞现实的出口

既然我们找到了形成荒诞现实的内核,看到了它给脆弱的生命带来的苦难,那么我们必然要为解救深陷苦难深渊的生命们寻找出口。

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社会权威的强烈控诉,所以引导社会发展的权威们一定是需要自省且不遗余力地做出改善的,这是“外界环境”要承担的社会建设的责任。但究其根源,我们,尤其是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要从自身出发,通过修炼自己的内心,在荒诞现实的铁牢中突出重围。

把内心修炼得强大,才能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对抗外界来自暴力、血腥、不公、掠夺、愤怒、欺诈等负面力量的攻击;把内心修炼得正直,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和资本在混乱中找准方向,不至于因为虚幻的诱惑而迷失自我;把内心修炼得温柔,才能足够从容地包容生命之中出现的种种伤害,让其浇灌着善良的人性茁壮成长,从而让温暖的光照亮更多黑暗的角落。

就像那个结婚不久、妻子刚刚怀孕的三十五岁死者,他“家中的一切摆设都让人觉得像阳光一样新鲜”。

“我们都三十岁了,我觉得没必要把房间布置成这样,可他一定要这样布置。”(死者妻子说)。

阳光一样新鲜的摆设投射的是死者对生活、对新生命期待与喜悦,他用一种仪式般地坚持表达着对生命的珍视与尊重。他如阳光一样温暖的心境能否影响妻子和未来的孩子我不得而知,但我希望如此。

那我们又当如何修炼内心呢?以我有限的浅薄认知看来,首先我们得对“人性”“真相”“死亡”“生命”“自由”等等保持一种深深的敬畏。常怀敬畏,才不会狂妄;没有狂妄,人心也难以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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