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无论是先天自有还是后天遭遇，都是无法回避的灾难，终生都在残疾的泥淖里挣扎。人们看他们的眼神里尽管不乏同情，也只是善良的本意，绝无尊敬的成分，人们只尊敬给他们带来福祉的人物。
曾经驾驶军车在青藏高原奔驰了六年，复员后考入西安铁路运输学校的我，临近毕业时，耳朵突然轰鸣，像火车开进隧洞的巨响，掺杂尖锐的蝉鸣，听力下降，基本丧失了和人交谈的能力。医生说是神经性耳鸣耳聋，可能伴随终生。
我毕业分配到襄渝铁路毛坝关火车站。一列绿钢皮客车把我从它肚子里吐出来，又轰轰隆隆开走。我站在站台上，打量这个将要安顿我一生的地方。站台无处修建，当年的铁道兵把站台修在桥面上，桥头延伸进隧洞，车头连几节车厢扎进洞里。山体全是生铁般的岩石，刚硬、生冷，石缝里迸出一丛一簇的墨绿，墨绿里有鸟啼虫鸣，杂乱无章。桥高七八十米，桥下是涧溪，溪水发出哗哗的声响，升腾出雾状的冷气，给充当站台的桥面铺了湿漉。
车站三十几个员工，分五六个单位，车站归车务段管，养路工区归工务段管，通信工区归电务段管，供电工区归供电段管，驻站公安归公安分处管，驻站医生归铁路医院管，业务互不干涉，下班后互有来往。整个车站只有两个女站务员，都被车站领导纳为老婆，他人不得染指。工友都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在农村干了七八年，岁数到了二十六七，有的迈进三十的门槛。这里偏僻、闭塞、苦累，但不缺衣食，唯缺异性的爱抚和生理的需求，亟待找对象结婚，过成年男子的家庭生活。举目四望，除了山还是山，头顶一溜蓝天，远处的天被阻挡到山外边，山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能在大脑皮层里搜索。女性的容貌、声音、窈窕、温柔，在记忆里一遍一遍咀嚼，越嚼越香，余味不绝，收获的是更多的焦灼，还有无望的期盼。
我是通信工，所在单位叫通信工区，具体工作是上山维修通信线路。电线杆的根基腐朽没有？腐朽了就会倒塌；电线的松弛超标没有？超标了就会混线，混线就会短路；横担固定得牢固不牢固？不牢固就会掉下；瓷瓶脏了没有？脏了就会漏电，音量就会衰减。一周工作六天，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脚扣、安全带、横担、瓷瓶、工具，攀山，爬电杆。耳聋对这些工作的影响不大，足以胜任。
下班之后，吃过晚饭，车站人都提着塑料布，端上茶缸，坐在充当站台的桥面上，喝茶、谝闲，谝的大都是异性同胞，给嘴上过瘾。我也提一片塑料布，端一缸陕青茶，坐在他们中间，听不清谝的啥东西，但人是群居动物，和他们待在一块就有踏实感。
我尽量不和他们语言交流，我懂得掩饰自己的短处。纸包不住火，聋毕竟是聋，一天傍晚，有个养路工问我，你今天上山干的啥？
我回答，你问俺工长他爸，我咋知道他爸干啥，人家干啥又不给我汇报。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朝站台走去，刚把塑料布铺好，屁股还没蹾下去，人家就轰苍蝇似的说，一边去，耳聋呗呆的，干了一天活，累得气都喘不过来，还要吼着给你说话。
我的尊严不允许承受这样的屈辱，灰溜溜地回到宿舍，胸腔里聚满愤怒、羞耻、无奈，还有绝望。
又不愿闷在如蒸笼的屋子里，我像只被抛弃的狗，顺着山根走到一块大石头跟前，坐在上边。屁股感到坚硬、冰冷，还有潮湿，坐不了多大工夫，屁股硌得难受，就得换个坐姿。胡思乱想，想得更多的是女人，二十六岁了，该找对象了。在这个车站上，比我个子高，比我长得帅，比我家庭富足又没有任何残疾的人都找不到对象，傻女子都不会嫁给耳聋呗呆的人。我可能要孤寡地在这里待上十年，二十年，直到老死，这是可以预见的人生。
山上树林里腾起一只大鸟，发出凄厉的怪叫，瘆得我打个寒战。大鸟从头顶飞过，落到涧溪那边的山林里，山地又归于死样的寂静。我攥紧拳头，想对着石头狠狠砸去，理智又告诉我，砸下去的结果可能使我的拳头皮开肉绽，甚至骨头断裂，本来就耳聋的残疾又增加一只手的残疾。要是手也残疾了，通信工这碗饭就吃不成了。
一个日出日落过去了，一个月出月落过去了，一个花开花落过去了，整整一个春夏秋冬过去了。我还在思考要不要继续在这里挣扎，不继续挣扎的途径很多，火车进站时朝钢轨扑去，从桥面跳下去，带一条麻绳钻进树林……
一个暴风雨的下午，我们不能攀山检修通信线路，工友们都在蒙头大睡。我走到桥面上，趴在栏杆上看桥下的湍急。风很大，发出呼呼的声音；雨很大，像水库颠倒在这片山地的上空。水流顺着我的头发、脸颊、肩膀、胸脯、裤腿，流到桥面上，又坠落到桥下的涧溪里。涧溪一改往常的文雅，变得咆哮愤怒，发出震天撼地的轰响，磨盘大的圆石被洪水冲得朝下游滚去。
我又一次想到自杀，此时此刻只要朝桥下纵身一跃，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结束我的生命，毛坝关通信工区的考勤表上，会永远消去“杜光辉”这三个字。
自杀需要勇气，我距离纵身一跃还差那么一点勇气，不甘心就这么结束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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